吴越 ，原名吴佩珏，1932年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祖籍永康）。十七岁参军，自学成才。一生坎坷，历尽磨难；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年近耄耋，不知老之已至，仍笔耕不辍。一生只有两大爱好：读书、写书。共写有文学作品26本，中短篇小说、杂文、诗歌、评论数百篇，总字数超过1500万（代表作是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五卷200万字，以“官逼民反”为主题，被称为“当代水浒传”，畅销70万套，各中文网络书库都能查到）；电脑教材55本，将近1000万字。离休前曾任宝文堂书店副编审，离休后出任中国科协《金秋科苑》月刊总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更多信息，请参看吴越博客。

　　《品水浒》原是作者为"百家讲坛"和"网上大讲堂"写的讲稿，现在经过补充润饰，汇编成两册出版，每册50篇：一册着重人物的分析和评论，称为《品人篇》；一册着重于故事及史地的分析和考证，称为《品事篇》。本册为《吴越品水浒·品人篇》。书中文章，观点鲜明，论据确凿，分析细致入微，讲解鞭辟入理，语言通俗流畅，文字犀利尖锐，具有振聋发聩、拨乱反正、指点迷津、帮助思考的作用，最适合非文史专业的白领阶层阅读。《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产生于元末，初版于明代嘉靖年间，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的白话长篇小说。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非常黑暗，民族矛盾突出，统治阶级残暴凶狠，作者从民族励志出发,呼唤强悍，鼓励反抗，以小说的形式美化杀人放火，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提倡“霸意识”，鼓吹聚众造反，因此《水浒传》自从明代出版以来，一方面受到“造反派”的推崇吹捧，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强烈禁止，一方面又受到文人评论的干扰，出现了误读、误解、误导现象。因此，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必须说明作者当时的环境和写作的动机，才不至于被误导所影响。《品水浒》以“是非善恶”为品评基础，一扫前人的腐见，指出《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虽然有部分人是被逼上梁山的，但实质上最终都是为非作歹的强盗，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

　　议论板块
　　1.《水浒传》是一部奇书
　　人人都知道，《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2007年国庆节，我到浙江去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我对《水浒传》的观点。我一连在三个学校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究竟是谁指定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包括老师在内。有的答是毛泽东，有的答是郭沫若，有的答是人民出版社，都不正确。
　　回答“是毛泽东”的，多少还沾点儿边儿。因为毛泽东曾经说：“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
　　正确的说法，“四大名著”应该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加上“中国”，范围太大；不加上“古典文学”，范围还是太大。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提法，应该脱胎于“四大奇书”。清人李渔曾在醉耕堂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序文中说：“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日《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在明代的冯梦龙时代，就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当时的“四大奇书”，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由于这四部书都是明代出版的，因此也叫“明代四大奇书”。尽管《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长卷，但是书中描写性生活的篇幅太多了，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书”。而清代乾隆以后《红楼梦》广泛流行，于是逐渐取代了《金瓶梅》的地位，“明代四大奇书”也就变成了“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提法，先在三十年代的大学课堂中得到固定，并逐渐流行开来。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甚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甚至非华人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不但细腻地描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的儿女情长，也全方位、广角度地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根据，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的样本；《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是实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的如孙悟空、猪八戒以及许许多多妖魔鬼怪，都是想象中的神话，连出发的日子和回来的日期都和历史上的记载不同，所以说，几乎连一分真也没有。
　　《水浒传》呢？是元代人施耐庵根据当时流传的话本、戏曲和民间故事连缀改编而成的话本（话本是宋元时代说书人的底本，不是给读者阅读的），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明代嘉靖年间，方才第一次刻印出来，成了中国第一部供人阅读的长篇白话小说。其实施耐庵下笔写作之初，也只是想到要写一部话本，但是由于内容的“反叛性”太强，近二百年来没有哪个说书人敢说，最后作为“小说”刻印，纯粹出于偶然，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关于《水浒传》的刻印经过，后文还要专门谈到）。内容则兼有《三国》、《红楼》、《西游》之长：不但也写历史人物，还有男女私情，更有妖魔道法。从书中掺杂了许多明清时代的官职、地名和风土人情的描写看，很可能还经过明清时代的文人（如金圣叹）或说书人的加工。《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影响了中国十几代人思想认识的“奇书”。
　　《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奇书”。这可不是机械地继承冯梦龙的提法。说它“奇”，不仅因为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在于其取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长篇小说中，以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可以说相当多，以窃贼、强盗做主角的书也不少，但这些强盗大都是以“劫富济贫”思想为主导的“义贼”和“侠盗”，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的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更奇怪的是：作者并不是对这些坏人持批判、揭露、谴责的态度，却居然拿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忠义之士”、“英雄豪杰”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
　　正因为《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因此此书出版四五百年来，在读者和评论界中评价不同，褒贬不一，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说它好的，强调宋江的投降是“忠君”行为，把梁山泊众好汉捧成“英雄”；说它坏的，指出这些被戴上了“忠义”、“豪杰”桂冠的“好汉”们，大都一身的“匪气”和“霸气”，为所欲为，只求自己快活，不顾别人死活，其实大都是危害社会、祸害百姓的蠹虫。在这里，“好汉”简直是“痞子”、“流氓”的同义语。
　　历史上，对《水浒》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认识和评价，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写忠义的英雄豪杰；写为非作歹的强盗；二、写农民起义；三、写投降派。外，《水浒传》的英译者赛珍珠还认为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团结精神”。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个流派的主要论点。
　　（一）此书作者在下笔之初，就秉承了元曲杂剧中对水浒梁山好汉的基本定义，把书中的土匪强盗都当作英雄豪杰来歌颂。此书在明代嘉靖年间第一次出版，就堂而皇之地连书名都定成了《忠义水浒传》，后来再版，书名曾经改为《京本忠义传》、《江湖豪客传》，仍然不离“忠义”和“豪杰”。而说它坏的，则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总的倾向是：凡是“扯旗造反”的“英雄好汉”们，包括张献忠、孙中山、毛泽东，都认定或曾经认定宋江一伙儿是他们的“开山祖师”，要求“弟兄们”都像“梁山好汉”们一样以忠义为重，特别强调要忠于像宋江这样的领袖。而“身登大宝”之后的“帝王将相”如朱元璋们，则因为此书鼓励造反而很不喜欢。明清以来，封建皇朝就曾经多次以“诲淫诲盗”为由而将其列为禁书，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比较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能力不是太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和“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少年犯。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甚至还有人把《水浒传》吹捧成“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这样的论点，占据了各种讲坛和书刊媒体，成了不许碰撞的“禁区”：谁敢说《水浒传》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三）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
　　在杭州与芦荻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见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展开对（水浒）的评论》）他又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出处同上）
　　1975年8月23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根据毛泽东的以上观点，写出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9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的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这样评说：“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篇即兴谈话，由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开始发动起来，并从而发动了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凡是工农兵，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问是不是看过《水浒传》，一律要求“拿起笔来做刀枪”，“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浒》故事。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赞扬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19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四）除此之外，还有以《水浒传》的英译者赛珍珠为代表的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所以她翻译的《水浒传》书，名就被改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的人都是兄弟），也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思。她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水浒人物杀起老百姓来毫无人性，哪里谈得上“皆兄弟”？特别是宋江，为了逼降一个草包将军秦明，当时仅仅还是清风寨“客人”身份的宋江，居然就敢于下令把青州城外的所有房屋全部烧毁，死伤老百姓一千多人。这种事情，只有丧心病狂到绝灭人性的土匪强盗才干得出来，哪有一点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老百姓就不在“四海之内”了？实际上，宋江只认梁山上的强盗们是“兄弟”，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的死活看在眼里。持这种“歌颂团结”论点的人，除赛珍珠外，并没有多少，还构不成一派，因此本书只是“点到为止”，不多作评论。相比之下，沙博理的英译本名叫《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泽边的强盗们），就翻译得十分恰当。听说还有一个译本叫做《What Is the Man？》（“男人是什么”或“什么是男人”），大概是继承了《水浒传》是男性小说的说法，而有所发挥的。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作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铁板铸定”；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不过，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对李逵之类杀人魔王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2.《水浒传》是不是写投降主义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日“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至少还要看看“向谁投降”。中国今天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人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宗主”关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入主中原”，无疑是“侵略”行为。像洪承畴、吴三桂、施琅等人，向侵略者投降，为异族侵略者服务，无疑是“铁杆儿大汉奸”。

序言：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周瑞金）
前言
议论板块
1.《水浒传》是一部奇书
2.《水浒传》是不是写投降主义
3.《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
4.《水浒传》作者身世的考证
5.《水浒传》的历史背景
6.《水浒传》的地理背景
7.《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
8.《水浒传》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9.《水浒传》是不是写劫富济贫
10.《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11.《水浒传》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
故事板块
12.“宋江等三十六人”，到底是哪些人
13.洪太尉出场，宣布108将都是魔鬼
14.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
15.以少胜多的虚假战例
16.林冲火并王伦，事物发展的必然
17.梁山泊排座次的新规定
18.戴宗是怎么“神行”的？
19.“苏黄米蔡”的“蔡”，究竟指谁
20.江州劫法场，千古军事神话
21.攻打无为军，不是反贪官而是报私仇
22.九天玄女授“天书”，无稽之谈
23.李逵接娘，只想老娘上山“快活”
24.“泗州大圣”是何方神圣
25.戴宗去蓟州，居然不见“番邦”景象
26.时迁偷鸡，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线
27.梁山泊和祝家庄军事力量的对比
28.一打祝家庄，无法避免的战争
29.二打祝家庄，几乎败北的战争
30.宋江攻打祝家庄的天外奇兵
31.三打祝家庄，靠外力转败为胜
32.朱仝上山的前前后后
33.宋江攻打高唐州，只是为了救柴进
34.公孙胜和罗真人，谎言一篇
35.“连环马”和“火炮”
36.败兵之将呼延灼，促使土匪大联合
37.宋江远征华州，《水浒传》第一神话！
38.“芒砀山战役”，莫名其妙的战役
39.曾头市战役，晁盖自己找死
40.正月十五闹元宵，宋江攻打大名府
41.关胜招降“水火二将”，无耻之人办无耻之事
42.曾头市战役，糊里糊涂的战役
43.东平府战役，不该发生的战役
44.张清上阵，战场犹如游戏场
45.梁山排座次，暗箱操作假冒“天意”
闲话板块
46.《水浒传》中的地名
47.《水浒传》中的官衔及称呼
48.《水浒传》中的绰号
49.《水浒传》中的“星名”
50.《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
附录一：梁山108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节录)
附录二：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附录三：明清两代禁毁《水浒传》资料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