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诗平民化和贵族化论争
第一节 论争的平民主义背景
白话诗在尝试阶段，一方面通过创作以及与守旧势力的论争争取白话诗独立于旧诗的地位，另一方面几乎同时开始了新诗自身的诗学建设。从后者来说，同样充满着论争，就是新诗阵营内部在具体诗学问题上不同观念之间的分歧。初期的诗人或诗论者几乎都曾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中活动。像胡适的《尝试集》初版《自序》和《谈新诗》，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和《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短短几年过去，新诗以实绩取得了新文学中稳定的地位，“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而新诗自身的理论和诗学建设，则是一个曲折、长期的过程。在20年代，最重要、同时在当时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反响和在以后产生了持久影响的，是关于新诗贵族化和平民化的论争。
作为古典诗歌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新诗，主要是接受西洋诗歌的影响，这一个结论，在新诗初期就已得到公认。但是，“诗是贵族的”这一个命题，在西方诗学中却找不到它相应的来源，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诗学的“伪命题”。而当时却在新诗界形成了一场最为人关注的讨论。这里有它独特的属于五四启蒙时代的思想背景和整个文学界的场域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的胜利，最初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无比兴奋。他们由此看到军国主义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希望。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以“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开篇，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充满激情地宣告：“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蔡元培也同时发表了《劳工神圣》一文。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的工人罢工运动，也逐渐显示出平民阶层的巨大力量。一种平民主义的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层中迅速播散开来。各地与平民主义有关的团体的成立，也成为一时之盛，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同年10月《平民教育》、11月天津《平民》杂志、1920年5月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等相继创刊。平民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潮。当时人们就已认识到“平民主义”恰和贵族主义是完全相反对的。这句说话、本来是惯用于政治上着讲的、希腊就是始作俑者、到后来各国渐渐通用、等到近来、对于各种方面、如同经济、教育、道德、哲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统统都能够适用了。”与归之于希腊不同，在艺术领域里，有论者做出了更为恰当的分析：“平民主义底起源，是十八世纪法兰西美术界底新运动。”且将俄国的未来派和德国的表现主义都视为这种运动在全世界“好像一种宗教或传染病一样”的传播，“都是由平民手中产生的新创作。”1919年的青年毛泽东，对当时这种弥漫全社会的平民主义思潮，也有一种极为热切而中肯的分析：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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