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改革对乡村文化的触动和变化，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很难简单地说是优还是劣。
但作家们普遍将关注点放在文化上，比他们对现实的关注要多得多，这显然缘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感受而不是农民的现实状况。比如在30年代，沈从文就表示过：“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①但这与其说是农民们的心声，不如说是作家内心文化世界的折射。同样，90年代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创作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化错位，他们以农民文化卫护者的姿态自居，却并不一定能得到现实中农民的理解和拥护，农民和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隔膜的。
再如9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文学，作家们的关注点都在农民出路、城乡冲突这方面。这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他们也许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乡村观念问题。在作家们看来，农民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往往是一种对更高文明的追求和向往，其隐含的前提是城市化应该是农村的出路。但其实，这里存在着比较大的思索空间，就是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否一定要像美国一样，走都市化的道路?乡村世界自身能否自足地发展?像上世纪4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过“乡村建设运动”，像80年代的苏南模式，他们设想的是另一种乡村改革和发展模式。他们的“乡村建设”、“离土不离乡”是否完全没有其可行性?农民是否一定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才是现代化的标志?②在这一前提上思考，也许我们许多作家在出发点上就存在着许多可商榷的地方。
当然，我这里不是要求作家们都去当社会学家，去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把脉，我们所提出的是，作为中国关注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如何立足于乡村和农民文化本身来看问题，是最重要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前提上，他们才能走出思想的困惑，突破现有创作的瓶颈。这是考察一个作家思想深度的重要方面，但就目前来看，中国乡土文学领域的作家似乎大都没有实现这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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