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展与文艺变革之间，绝不只是简单的历史同步，而是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各种崭露头角的新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文艺伸出橄榄枝，力求借助文艺的魅力为自己拓展空间；各种笋尖乍冒的新文艺也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媒体奏响欢迎曲，试图借
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①但是，厨川白村强调，文艺为“人间苦的象征”须恪守两个原则：一、必须“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二、象征的作品世界应是“改装”、像梦一样的“具象化”世界，“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恼，正如在梦中，欲望便打扮改装着出来似的”②。
除了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外，厨川白村在第三部分中提出诗人是预言者、时代的先驱。他说，文艺者“为预言者的诗人”、“总暗示着伟大的未来”，“因为自过去以至现在继续不断的生命之流，惟独在文艺作品上，能施展在别处得不到的自由的飞跃，所以能够比人类的别样活动——这都从周围受着各种的压抑——更其突出向前，至十步，至二十步，而行所谓‘精神底冒险’。超越了常识和物质，法则，因袭，形式的拘束，在这里常有新的世界被发现，被创造。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还未出现的事，文艺上的作品里却早经暗示着，启示着的缘由，即全在于此”。③所以，大文艺家常常是“文化的先驱者”，因为“既然文艺是尽量地个性的表现，而其个陛的别的半面，又有带着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这生命即遍在于同时代或同社会或同民族的一切的人们，则诗人自己作为先驱者而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见一代民心的归趣，暗示时代精神的所在”④。这种暗示、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厨川说：“决不是固定了凝结了的思想，也不是概念；自然更不是可称为什么主义之类的性质的东西”，“只是茫漠地不可捉摸的生命力”，“也就是思潮的流，时代精神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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