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戏剧部分
第一章改良传统戏曲的先声
一、中西戏剧文化的碰撞
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矛盾，可以说一直纠缠着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并且贯穿于整个20世纪，以各种形式表现为文化论辩的议题。一个落后的民族走向世界、迈向世界性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是不可避免地烙上痛苦的精神求索的印记。
关于东西文化碰撞的激烈程度，有一个事例或可证明：
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当朝二品大员郭嵩焘奉命出使英、法，这是清政府正式派出公使的第一人。这个湖南人不仅在英、法博览群书，而且胆识过人，不仅推崇西方的文化传统，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的先贤圣人“孔夫子”、“孟夫子”相提并论。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来一片骂声。当时占据中国思想界主流的人，仍然是一批所谓正统、保守的忠君遗老，他们坚持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当时的时代情形来看，郭嵩焘的思想已经走得太远，太超前，超越了士大夫们孱弱的接受意识。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乘机罗织罪名，要把异于常人的郭嵩焘打翻在地，他指责郭嵩焘犯了三项大罪：其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其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因此，郭嵩焘成了“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在出使英、法一年零七个月之后，不得不黯然归国。他因最早接触了西洋文明，对西方社会人文怀有公正见解，努力顺应时变，因而为世所不容。郭嵩焘晚景凄凉，落寞潦倒，非但生前遭人唾弃，死后九年仍有人要对他开棺鞭尸。在今天看来，披洋人衣纯属个人自由；见客人起立，是礼貌与风度的必需；而看演出、听音乐不拿节目单，简直是不知艺术审美为何物的傻子。而在当时，腐朽的帝国的人们却用这样的罪名为郭嵩焘定罪，可怜正眼看西方的一介文人，遭遇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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