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批评的转型
文学思潮与现象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
《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
影响当下文学精神承担能力的几个因素
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
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与中国文学的主体建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

导言
当代作家批评
王安忆与文学史
王安忆的精神局限
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
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
不合时宜的美文——张承志散文论
迟子建论
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
论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
——以几篇小说为例

文学对话录
谈话录（五）：同代人
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
现代汉诗研究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食指与一代人的精神分裂
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王小妮近作论
海外汉学研究
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
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

内容摘要

    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几个朋友同时在酝酿为2008年第1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一个反思20纪世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专栏。事实上，当下的批评状况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蜕变的延续，批评正在转型之中。我在这篇序言里没有可能详细论述这个蜕变的轨迹，但我觉得我这些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也基本呈现了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大势。叙述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以及洞察和揭示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这些艰巨的工作留给学者和批评家们。当然我亦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在筛选论文时我的批评观也一览无遗。所以，我突然觉得，做这样的工作也是自己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对话。作为一个选本，无疑是局限的，但总会提供认识文学批评的一种角度。这也是多年坚持编选年度批评选本的动力。
    按照这几年编选年度文学批评的体例，今年仍然分成“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文学对话录”、“现代汉诗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等栏目，但所收论文不外文学的基本问题与方法、作家作品论（文体论）、文学史写作、当代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等。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截然的。
    近几年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再兴波澜，何谓“文学性”是争论的焦点，更早些的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其实也是“文学性”之争。对文学性的理解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和文学批评，因为确立什么样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经典”的选择和文本解读的方向。我们都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历史主义的论述已经成为一种趋向，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论述，所以，“文学性”之争大致成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之争。我想，这个争论反映了文学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知识谱系的变更，而文学批评的种种现象其实也暗含了批评者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承接了他前几年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反本质主义的立场鲜明，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解构了形而上学论述中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把某种观点、理论至尊至上，但反本质主义的论述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已经非常强大。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争，其实也见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差异。
    在谈到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时，无疑必须提到“中国”与“西方”学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关系。不必说很远，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这几年，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声音日隆，显示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迫切。我个人觉得，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批评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仍然是不能低估的。我这样说并非折中调和，只是强调包容的必要，强调学理的立场总是胜过意气用事的做法。因此，本书收录了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这两年，温儒敏的论文常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他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等问题都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我自己一直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这次又选了李欧梵的《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研究阎连科的论文以及郭冰茹译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陈平原在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课程中提到的夏、李、王三位，本书都涉及了，也可为认识“海外汉学”提供几个文本。
    作家作品论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研究当代作家是学者型批评家的本色，陈晓明《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吴俊《（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和洪治纲《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都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学院派批评的分量十足。孙郁、谢有顺、吴义勤、黄发有、耿占春等人的作家诗人论，张清华论诗歌，都有显著的个人学术特色。我还特别要推荐何言宏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这篇论文，他的批评为我们认识一个重要作家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批评家这样那样说王安忆，而王安忆又如何说她的同代人，自然是值得我们关心的，王安忆和张新颖的对话录别开生面，饶有意味。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在我的年度文学批评选本中，我比较多地选用了《当代作家评论》的论文，这是毋庸讳言的。我这样做，丝毫没有贬低其他刊物的意思，许多杂志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论文，我编选时也兼顾到了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代作家评论》上的这些论文，基本呈现了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国内学者、批评家研究这些问题的水准。这固然与杂志的编辑方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批评家文学批评的意义。因此，好的批评文章从来不属于一个杂志，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关注的也是批评本身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当代文学批评史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所以，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以后，我想到了一个杂志的“文化身份”问题。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关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实一个杂志也是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个身份决定了杂志以什么样的姿态置身于文学活动之中，以什么样的学术理想参与学术生态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以及这个杂志作为中介如何来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90年代以后，不仅文学杂志格局重组，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已分道扬镳。纯粹的文学批评刊物所剩无几，文学批评的责任除了学院以外，批评刊物的负担其实是很重的。换言之，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建设。如果要反思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学批评杂志的得失。以此观之，我觉得包括《当代作家评论》在内的杂志，应当承担的引领作用远远没有能够发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