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雱发议之军器监设置，则又所以重军实精兵械云。其改革学制也，罢明经诸科，改经义论策；并复古制，兴学校，立三舍之法定其等级，行专科之制，各有教授。凡此，皆不尽适合于实用，而群僚亦或予以攻击也。故其变法，尤非王莽之徒重制作，而无规律，如募役新法之办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乃著为令，且又颁其法于天下，是并与秦之变法民莫能议有异。虽然，安石固偏重于法矣，惜未能澈底实行其道，致种其失败之一因，盖既谓“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法者吏也，”而又谓“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则何不使吏必守以法，吏之不良，亦法之所未尽也。安石囿于儒家“徒法不足以自行”之说，亦认为“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于是吕惠卿辈之行新法，适足为旧派“人治”之借口，推翻其所变者。远而大者既未能注意，乃在相位时，复置京城逻卒，察谤时政者，尤失之末矣。然而安石之变法，功虽未成，后世言政者且以安石为戒，而新政之精神则实振往古，惊后世，在中国法制史上固有其光荣地位，与显著成绩。不过从兹以降，直至清末，握政者均以苟安为计，莫敢公然言变，不可谓非受此次失败之影响也。
四日清末变法，毅然兼采西制，使中国之法律开其新端也。清末变法，其思想远承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之鼓吹，其行动爆发于康有为之第一次变法，其结果继续于民国成立，而最后由中国国民党为唯一新法制之创始。但在一次变法以前，清室渐知重视洋务，然当时目的不过羡欧美之船坚炮利，源非根本之图，而旧派则已以奇技淫巧，用夷变夏目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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