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是所指。所指的黑洞。这导致了汉语的无所不在的隐喻。拒绝隐喻，就是要使诗歌回到身体，回到身体的写作。回到“志”来的地方。诗歌是体，而不是志。但诗和志被颠倒了，志成了写作中至高无上的君王。这种关于诗歌的单向度理解，成为教材中诗的定义，成为当代读者对诗的理解，也成为我们时代的诗歌体制。“诗言志”在二十世纪依赖制度得到放大，冒充着诗歌本身，它遮蔽了诗歌。在古代诗歌中，“诗言志”并没有今日这种几乎成为常识的地位。
在“志”的统治下，诗歌丧失了昔日与体的相依为命的关系，“志”成为一具没有身体的形而上学的意志空壳。体之不存，毛将焉附？
诗来自诗人对道的体会，道不是道理，更不是志，是“道法自然”，不是文以载道的道，是开始之道，世界万物之道，生殖之道，无理之道。
诗人害怕，关注的是使他害怕的东西，因此隐喻盛行，“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周礼·春官·大礼》）
当代诗歌教授说，好的诗歌都是高雅的。外在于诗歌的“高雅”是什么？怎么得出来的，知识。“高雅”是已经知道的，而诗歌是不知道的。诗歌决不是向“高雅”或“世俗”流去的，它只是“随所至而与俱流”。它不知道要流到哪里去。它先有一个体，才能流到“高雅”去，高雅不是诗歌本身。“好的诗歌都是高雅的”就是今日大学诗歌教材中诗歌一词的意思，当然“高雅”的同义词还有“高尚”“有益于”等等，一言以蔽之，诗无邪。
“意伏象外，随所至而与俱流。虽令寻墨者（用志、意义、理性思维等去知解的人）不测其绪。……唯有定质，故可无定文。”（王夫之）这里讲的质，就是体，体是活的，志是一种从知识得来的死东西，被诗歌的活体激活，才出现所谓“诗无达诂”“一千个哈姆雷特”。所谓创造性误读，志其实来自对诗的误读。
误读，是因为迷信存在着正读、正解。在我看来，可以正读、正解就是劣诗的特征，好诗永远只产生“误读”，因为它是不知道的，母的。劣诗才是知道的，一目了然的。当代大学的诗歌标准其实是劣等诗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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