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思妙文
中国是诗的国度。卷帙浩繁的诗歌，如目不暇接的画卷，镌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廊上；韵味隽永的名篇佳句，似千古不息的江河，奔腾在数百代人们的心胸中。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大气磅礴，势不可当；“青海残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其四），“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雄阔奇丽，苍凉壮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徐玑《新凉》），清新静谧，别有情趣；“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李贺《马诗》），比喻奇巧、大胆，令人耳目一新；更有诗句以生动、具体的形象阐述出深邃的哲理，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临洞庭》）。翻开诗歌历史的长卷，优美浓郁的诗意洋溢于字里行间，绚丽多姿的形象跃然纸上，美思妙文目不暇接。
诗歌是中国古代雅文学的代表。写诗不仅仅是诗人的事情，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哲学家、高僧、隐士也是诗人或诗论家，大多数诗人都身为官宦，有些还是朝廷重臣，汉武帝刘彻、隋炀帝杨广等帝王也有诗作传世。诗歌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歌是文学的源头。据文学史家考证，诗歌源于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刘安《淮南子·道应训》）在呼声的节奏中插入简洁的语言便成为表达一定意义的诗歌。在文字诞生之前，除流传于巫史口头中的祭歌祀语、部落史诗，绝大多数已经失传。《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诗歌集，收录了西周至春秋时反映先民生活的“十五国风”和王侯用于宴飨宾客、祭神祀祖的“雅”“颂”共305篇，被列为“六经”之首（见《礼记·解经》《庄子·天运》）。战国时期，因直谏遭贬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楚国巫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楚辞。汉初朝廷设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兼采民间诗歌乐曲，形成乐府诗体。到东汉，文人进入诗歌创作，出现了有作者署名的文人五言诗。文人创作使诗歌进入到发展的黄金时期，迎来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繁荣，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元嘉山水、‘永明韵律……诗人们大胆探索，使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创作领域不断拓宽，为诗歌巅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是中国诗歌辉煌和骄傲的时期，留下诗歌近5万首，各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百余人。苍凉壮丽的边塞诗，闲适静谧的田园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李白，“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代“诗圣”杜甫，初唐的陈子昂及王、杨、卢、骆四杰，中唐的“元白…‘韩柳”及李贺、刘禹锡诸家，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韦应物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座座丰碑。写诗，不仅仅是诗人的雅兴，也是一个人才学、能力的标志。唐代科举以诗取士，自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黄巢的《菊花》等名篇都是科场应试之作。盛唐开始，禅宗风行，禅思、禅趣入诗，开创了新的领域和风格。宋代是古代诗歌的又一巅峰，产生了出于唐又异于唐的宋诗，诗人“生命本心的自然显示演变为一种从旁从外宣示的理趣”，“这种深刻的理趣，亦是在对现实人生有所了悟，托于自然物而传达出来的”，“宋诗则是唐代‘诗心的回归’”（王树海《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从王维到苏轼》）。宋代又是诗歌评论、创作研究的繁荣时期。继南北朝锺嵘《诗品》、唐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后，宋代出现了以随笔形式谈诗论作的诗话体。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中收录的诗话就有130多部。书的卷首《题宋诗话考效遗山题绝句》之二云：“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题涑水闻。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醉翁指欧阳修，《归田录》即《六一诗话》。“迂叟”句指司马光及其《温公序诗话》）醉翁、迂叟，两大朝臣开启了诗论繁荣之门。诗人、学者、僧侣，以诗话为时尚。诗话风起，宋至明清，经久不衰，出现了严羽、杨慎、王士稹、胡应麟、谢溱、袁枚、赵翼等一代代名家名作，使诗歌创作、欣赏和评论水平不断提高。宋代以降，词、曲、戏剧、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相继出现，但是诗歌一直活跃在文学殿堂上，词、曲、戏剧的唱段是诗歌形式的嬗变和发展。章回小说的卷首往往以诗开篇，在关键时刻，常常用诗歌烘托气氛，增强艺术效果。诗歌在文学史上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投影和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录，饱含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诗人的情怀，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培育民族脊梁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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