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的小学教师、同盟会员章砚春说：“彼时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1月12日，时在湖南平江的凌盛仪在日记中说： 城中来信，知得鄂中急电：孙逸仙、郭宝生统兵入北京，满酋遁，大局已定……此电虽不属实闻，已神为之旺，巨跃曲踊，大笑拍掌，举家若狂矣。
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说：“满陆军大臣荫昌被刺，载洵保清主逃往奉天；此事未必属实，然亦意计中事也。” 明知消息是假的，他依然如此激动，这就是当时民心的一种投射。
也是11月14日，在湖南乡下的王闽运得到摄政王已逃走的消息。
生活在绍兴的周作人回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 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 他弟弟周建人的回忆提到这些谣言对绍兴的影响：“（鲁迅在街上）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到学校）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
” 甘肃一直在忠于清朝的长庚、升允等人掌握之中。但在全国到处独立的大趋势下也很不稳定，“兰州谣言四起，一夕数惊。那年腊月某夕，我在八旗会馆闲谈，时方入夜，忽有一木敞车驾畜惊奔，声轰轰然，全街居民亦时惊惧万状，终夜未敢安眠，既至天明，始知一场虚惊，当时人心浮动，可见一般。” 上海独立前，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上海道刘燕翼一再发出告示，安定人心，说清廷已派“陆军两镇及加派兵轮并长江水师迅速赴鄂剿办，转瞬大兵云集，指日平定”，上海也已加强防范，安全可以无虑；劝导商民“万不可轻听谣言，互相摇惑”，过去遭遇时局变故，上海都能转危为安，加上上海乃中外商业机关所系，商民自应“如常贸易，保持中外信用，不必稍有惊疑，自生障碍”。随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查禁谣言称，自鄂变以来，骛耗频传，各处人心惶惑，市面大为震动，“沪上为通商大埠，商民荟萃之区，深恐遽行听信谣言，致使惊惶”，故特令查禁，并访拿造谣之人，严行惩办。《民立报》、《时报》、《申报》这些重要报纸也纷纷劝告上海居民，勿做无意识之惊慌，以免扰及地方治安，而为土匪所乘。
面对四处飞来的谣言，朝廷最初还想控制：“初，武昌义军突起，京师谣言繁兴，报纸复宣传各省将独立，协理大臣那桐，遂电各省每日报安，揭诸官报，以镇人心。未几报者日少，至是遂绝，都人愈惶恐。”因为谣言如瘟疫一般袭来，防不胜防，朝廷最后只好放弃澄清。
10月18日，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附片中有这样一番分析：“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人心乃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说南方，就是北京和近在咫尺的天津有关消息也都有谣传。11月2 日， “天津谣言殊甚，几有朝不保夕之虑。……此间得内阁解散之信，系滦州军队所要求云”。11月3日，“谣传东交民巷下戒严令，中国人非有护照不准出入”。
11月6日吴宓日记：“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二日内矣。”两天后早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给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记得，袁世凯¨月13日进京之前，“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一天，外务部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严峻的时局，当时，来自各省的报告充斥着谣言，或夸大其词。恰在此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冲进门来，只见他面如土色，声称已无法收到天津总督衙门的回电（当时正在盛传革命党计划攻打天津）。与会的各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立即套车，马上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禀报，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实因电报员正在如厕。” 上海独立之后，苏、常等处相继独立，谣言也没有止息。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 谣言四起，人心涣散，东南已成縻乱矣。
……昨有谣传，北京失守，庆戕摄逃…… 12月2日，江汉关苏古敦写信给安格联 谣言很多，有的说北京已经失陷，又说袁世凯死了。
同一天，玉昆在成都写给儿子的家书说：“邮电梗塞，使内外无闻，竟听谣传，日日惊吓不可待言。川闻九月初五[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是日朝贺时保府军队猝变，直人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初七[28日]乘火车前往奉天暂驻；禁卫军与新军交战，互伤多半；宫内尽毁，旗人被戮者多，度支已焚。大局决裂如此，闻之不由痛哭流涕，心焦如焚。又不知家中如何，受惊否？心中悬念，日夜不安，万难得一准信，恨不能插翅飞京看看，方如愿耳。” 因为外界消息隔绝，谣言无孔不入，他听到的只能是谣言。到12月21日，他终于收到一个半月之前[11月6日]北京寄出的家书，第二天，他在回信中说：“数月以来，内外塞闭，谣言肆意造生，人人愁闷，令人叹叹。来信所言京中谣言亦甚，汉员纷纷回籍，人心岂有不惶惶之理！” 1912年1月4日，南北议和北方分代表之一许鼎霖北返，慷慨陈言：“[ 南方]民间……又为[革命党]所蒙骗，谓北京已亡，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 北京已亡，大概就是最大的谣言。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