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
伊藤博文在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与日本政要在战后的骄横与得意不同，李鸿章所引领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中国的战败被贬得一文不值，他自己的形象也更加灰色。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不是就意味着支持战争的洋务运动就是没有意义的、是破产的？换句话说，一场对外战争失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之路是走错了？
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洋务运动本身并不错，而是其贯彻力度远远不够！
有一点很关键：我们一向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开明先进的明治政府打败了封建落后的幕府集团，然而历史事实其实并非全然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所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不仅在幕府统治时期已经有所提出，而且是实行多年了。那么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次怎样的变动呢？又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笔者认为它实质是一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是一场政变，政变之后的明治天皇比幕府将军有更强大的凝聚力，直到1889年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它才极其有限地踏进了近代政治体制的门槛。到此时，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主要是在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为后来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既然此前它的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只是模拟了中古社会的太政官制，没有太多的西方色彩，为什么它的近代工业又能完成较好的起步和发展呢？只能说明政治体制的激变并非是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政治上的过于激变或许只能带来社会的失序，对物质层面的发展并没有益处，作为后发展的东方国家，当务之急需要完成的并不是亦步亦趋建立一套西方式的政治体制，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一个政治开明的官僚集团。这是一个不可能跨越的社会环节。明治维新的志士们深谙此道，所以日本成功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工业呈跳跃式增长。1868年全国只有405家工业企业，且主要是手工工场；1893年增加到3344个，且绝大部分是机器工业。铁路里程数也呈数百倍增长；蒸汽动力船总吨位从15498吨增至110202吨；金融机构从两家增至703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从落后的封建诸侯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
反观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耗能大、效率低夹杂着腐败这些缺憾是很明显的，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些归咎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但是这种落后是否就意味着应该立即退出现有体制建立一套全新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呢？
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明治维新的改动一直在旧有的体制内有序渐进。如果我们承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在维新中的这一策略。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战败，原因是复杂的。北洋舰队的建立也正是以洋务运动的成就为后盾的。而李鸿章本人并非只是注意技术层面的学习和效仿，随着对西方世界和时代潮流的深入把握，他已经开始关注意西方思维方法对变革的历史作用，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身有着深远的政治学意义。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变革上，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所以，对于清末社会的变革来说，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改革的开始，更是开明专制时代的开端。要仿效西方的近代技术，御敌于国门之外，自然要发展军工企业，要发展好军工企业就不得不发展配套产业：如钢铁、机床、矿产等重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通讯事业，继而是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因为只有这些轻工业才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基本原始积累，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资金源流。而近代化工商业开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大规模的本土人才而不是外籍雇员，新式教育、新式思维会同时甚至早于器物层面在全社会铺展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需要一个新型的政治组织模式以适应这种新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有机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
对于洋务运动时期，以及“后洋务时代”的中国来说，不偏离现有体制太远，打造一支讲求效率的官员队伍，进行必要的官制改革，要比急切建立西方形式的政治制度有更现实更急切的作用。这对省察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是有重大意义的。
1896年李鸿章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考察过后，对自己的洋务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更加坚定地认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出路在于更有力地贯彻洋务措施，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
一个历经多重政治和道德磨难的七旬老者，在他失意之际，仍旧抱着一种好学不倦的博大胸怀面对西方文明，试图重整旗鼓，报效民族，这拳拳之心不能不让民族的后继者感动。
1896年8月28日，“清国铁腕人物”、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直隶总督74岁的李鸿章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乘坐“圣·路易斯号”来到纽约，开始出访美国。
当地时间上午11时30分，港内所有汽笛同时鸣号，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登船迎接。纽约时报在报导中称“大约有50万人涌上街头，观看并欢迎李鸿章的来访。”“市民涌动如潮，港湾内百舰齐鸣”。《纽约时报》报道称他“既是著名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
在事后的采访中，美国媒体对原计划中记者将登船受阅并致礼被取消表示不满，一位美国官员称：不仅是美国海军旗舰鸣炮致敬，港内所有船舰一同鸣炮致敬，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欢迎规格。
卢杰将军甚至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李总督的来访就像是一个国际家庭的大哥哥来探访远方的小弟弟。
美国将军这样的客气话，再也没重现过。
李鸿章到纽约不久就向记者们发出邀请，定于9月3日上午在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记者报道说：“采访中，他神采飞扬，微笑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大清政府权势显赫的人物。”
在此之前的1892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格力法》，此法系由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力制定。该法案严重歧视在美华人，侵犯华工的正当权益。规定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之后未获居留权的华人将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此法案的通过遭到了当时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和美国正义人士的抨击，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实力的弱小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盛行，未能阻止该法案的最终通过和实施。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谈及这个问题时，记者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这样回答：“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他继而义正严词地说道：“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进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华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产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在会见中，李鸿章还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报界寄予的希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以上可见李鸿章不仅深谙美国选举的奥妙所在，而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有一定的认知，并且对美国舆论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深刻的认识。
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
这一点，在此次出访中也有体现。他对记者这样说道：“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性的见解。他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些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见解，不但得益于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官员勇于了解西方世界的主观愿望，更得益于他身边的智囊集团。
李鸿章的对世界的认知与其对人才的延揽、幕府的强大是分不开的。他广泛参与了方方面面的事务，包括治理地方、办理洋务、发展军事、开拓外交等等，身后庞大而强有力的幕僚为其提供了坚固的支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下半叶，李鸿章幕府汇聚了一批能够从现实出发开眼看世界的最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大抵可以分为九个门类。一为高级参谋，二为文案，三为军需官，四为洋务干将，五为军工首脑，六为实业家，七为外交助理，八为维新思想家，九为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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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新西兰《先驱报》
辛亥革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是中国社会对清政府十年新政改革的一次大检验，但是这个苦撑七十年的庞大帝国没有通过考验。本书带给我们诸多深深的思考。
——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
一部严肃而且平易好读的辛亥前史，开卷有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回顾这段历史，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对不对？有的是保卫祖国，有的是发展实业，有的是推翻满族统治，有的是改变政治制度，还有追求民主科学。我认为这些目标都对，但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是“人的权利”。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清朝末年，朝廷实行新政，效仿日本，试图改革。但不久，政府垮台，军阀混战，社稷大乱。新政改革失败，辛亥革命爆发，其原因何在？近代中日两国转型有何异同？推荐读本书。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郑小平
如果把载沣看成企业的继承者，如果把袁世凯视为企业里面颇有势力的老员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书，或许有新的启示。
——亿房网友一枝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