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法兰奇：记者、作家、分析师，出生于英国，常驻上海，为通亚公司（从事市场研究出版和商业情报咨询）创始人。20多年前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至今。本书中作者搜集的历史资料都是一般中国读者难以接触到的，这些真实的记录详实地记述了那一段历史时期洋人的中国亲历。
　
　译者 张强 ：副教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学，获博士学位。主讲美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原理与实践等课程。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1840，那一年，外人的侵华远征军驶抵中国广州珠江口，几十艘战舰运载着利炮轰开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国门。随着这些战舰而流入中国的，除了炮灰、鸦片，还有为着各种目的远来的洋人，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办报人、记者。
　　这些人办报，有的是传教士，他们为开疆拓土拉近关系而传教布道，有的是间谍，以采访之虚行搜集情报之实，有的是战争贩子，为在中国租借洋人圈和其国内挑起侵华舆论而叫嚣，还有商人纯为赚钱牟利而办报，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本国报刊派驻而来的职业记者，还有的是探险新闻爱好者……这些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记录下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巨变。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见证。其实，历史也许永远没有真相，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写就的。根源于这样的局限，我们能最大限度得以窥探历史真貌的途径，就只能是，拓宽我们的视界，把历史放在多棱镜而不仅是显微镜下观照。
　　除了，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历史，是否还有可以获得另一种信源告诉我们另外一部中国近代史。
　　无疑，这些来华办报的外人，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个人有着怎样不同的情况，以怎么样的视角和立场，看中国，其在当时当地的记录，将成为记载中国那一段特殊历史的珍贵材料。
　　今天，我们将之翻译过来，让国人参见，就是期冀以此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中国，看历史的视角和思维。
　　外国人眼中存满白色恐怖的旧北京与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什么不同？
　　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中国历史大事件，有哪些详细的内幕和始末是不为中国大众所知的？
　　对日本侵华，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镜里看中国》将爆料：
　　杰克伦敦报道日俄战争时差点送命，发誓以后再不来东；
　　蒋宋如何利用外国记者争取国外援助，并铲除内部间谍；
　　国民党对在华外国记者报道进行控制，最后这些主张新闻自由的记者都投奔了延安；
　　海明威陪其妻子来中国报道，每天花天酒地，其实肩负间谍使命；
　　本书为您记录在中国的一批批一个个外国记者，和他们眼中的近代中国。

　　丧钟为谁而鸣——间谍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
　　对一些明星和名人来说，重庆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地方。当然如果不是战争，他们绝不会踏入重庆半步。毫无疑问，海明威是去到过重庆的最知名的文学偶像级人物。他是和他的记者妻子——32岁的烟鬼玛莎？葛尔红一起去的重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年近70的葛尔红决定在她的自传《我和别人的旅行》中记录下她长期记者生活中的旅行经历。显然，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她与她那“不情愿的伴侣”的远东之行。“不情愿的伴侣”是对海明威的昵称，因为他不愿意来中国。这位美国文学巨头刚和葛尔红结婚就开始了远东之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远东之行就是他们的蜜月旅行，同时也是他们短暂喧闹的婚姻开始走向终点的标志。情绪高昂的葛尔红与毫无兴致的海明威一路上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穿越战火纷飞的中国内陆，历经3个月才抵达重庆。
　　应发行量约300万份的周刊《柯里尔》杂志的请求，他们开始了远东之旅，该周刊请求葛尔红去中国、香港、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报道中国前线战争、远东的英军状态以及日军的侵略规模，并要求她穿越重庆至关重要的物资供应路线——滇缅公路。当时，对勇敢的记者来说，这条路线很有吸引力。勇敢的女记者爱丽丝？L？B？莫茨已经应《柯里尔》杂志之请，沿滇缅公路一路开车直达重庆；卡尔？克劳和伊恩？莫理森（G. E. 莫理森的儿子）也都穿越过这条著名的公路。葛尔红从没有到过亚洲，但她很想报道战争。她是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热烈支持者，同时坚持经济独立。她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海明威的妻子和追随者，因为对她而言，这些身份都太过简单。尽管海明威最敬爱的叔叔曾是陕西的一名传教士医生，还被孙中山授予过奖章，但海明威自己却对中国之行并不感兴趣。然而，在葛尔红的一再坚持下，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他接受了纽约小报《午报》 的工作安排，报道亚洲的战争，重点关注新近通过的租借法案如何帮助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尽管海明威之前意图效仿杰克？伦敦，去远东看看，但他还是更愿意待在家里或者至少待在哈瓦那享受生活。那时，他刚刚因《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版权得到10万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是笔极大的财富。他已经一夜暴富并且出名，没有必要去亚洲受苦。时年41岁的海明威，从旅行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情绪大起大落——在现在这或许可以确诊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海上航行也令其沮丧：严峻的战时条件下，船上服务不复存在，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度过了大半旅程。晕船的海明威在火奴鲁鲁挣扎上岸，当地的人们疯狂献花，聚集围观，这位好斗的小说家对此非常恼火，他甚至对葛尔红说：“哪个狗娘养的再敢碰我，我就宰了他。”总而言之，这段旅程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
　　到达香港后，海明威夫妇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这令葛尔红想起了萨默塞特？毛姆对东方殖民生活的描述。《南华早报》曾刊文表达了对海明威到访的热烈期盼之情，在香港早就有一群人等着奉承他，赞赏他的著作，在他下榻的香港饭店的酒吧为他倒酒，海明威对此感到十分惬意。在日军入侵香港前，他们确实有条件及时行乐。在此期间，葛尔红写了一些精彩的报道，同时雇用了著名摄影师宋徳和以及王海升为她拍摄相关照片。然而，出于工作要求，1941年3月她还是飞往重庆，为了躲避日军飞机，她选择了在夜间乘坐高空飞行的飞机。海明威则选择留在香港，享受着众人追捧和猎杀雉鸡，而且忙得不亦乐乎。在香港遇见他的项美丽回忆说是海明威将“血腥玛丽”引进了这块殖民地。葛尔红带着日记本远赴重庆记录“这个国家的脉搏”，而海明威却在“双枪”科恩的陪同下，忙于寻找更多可以猎杀的野生动物。“双枪”莫里斯？科恩是伦敦东区人，曾是孙中山的保镖，当时恰在香港休假。
　　葛尔红的重庆之行异常坚决，但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途中，飞机的空气测速表被冻住，飞行员不得不打开窗户估测速度，结果发现如果飞行时速低于63英里/时，飞机就会从空中坠落。最终他们在昆明成功着陆。葛尔红从昆明——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开始报道战争，之后又返回香港。此时，海明威正在旅馆房间里喝酒、打拳、斗蟋蟀，糟蹋身体，挥霍时光，这就是他为《午报》所做的工作。葛尔红发现海明威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于是又开始探究香港及其居民、香港的妓院、舞厅以及中国的难民。
　　最终，海明威再也没有借口拖延重庆之行，于是在有轻微洁癖的葛尔红备足了虱子粉后，他们就出发了。尽管海明威并不喜欢演讲，他还是接受请求向前线军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而，正如西班牙内战中的海明威一样，他一直是个两面派——他是一个作家，冷酷、愤世嫉俗，同时却又对战争深深着迷。旅行途中，海明威可以骑马代步，但这并没有改善他的心情，因为当这位大作家骑在矮壮的蒙古马背上时，他的脚总是拖在地上。当马走累了，海明威总是说要把马扛起来走一会儿，这令葛尔红非常尴尬。他们住宿的小旅馆也全是床虱和破裂的水管，这使得海明威心情更加恶劣。至此，就连葛尔红也开始对波折不断的中国之行感到疲惫异常。
　　他们最终成功抵达重庆。在那里，海明威展现了他具有同情心的一面。然而葛尔红却发现自己手指缝处的皮肤开始溃脓，就是记者们所指的“中国式腐烂”。她不得不使用一种很难闻的乳膏，戴手套，这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却又患上痢疾。对于妻子的痛苦，海明威的反应是：“你是自作自受。我告诉过你不要清洗。”有洁癖的葛尔红几近发狂，她后来回忆道：“50年的旅途，所经之地，唯有中国令人在长久之后仍感恐惧。” 海明威因暂时不用洗澡而相当开心，但也没发现重庆有什么让他喜欢的地方。当地报纸重庆《中央日报》将葛尔红描述成有着深棕色皮肤的女人，她对此感到恼火，因为之前香港的报纸都夸她是个美人——《南华早报》的“鸟瞰”八卦专栏甚至称她为“最美丽的女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俩驻留重庆期间，重庆并没有遭到日军轰炸。他们见到了没有戴假牙的蒋介石，这明显是一种荣耀；还见到了蒋夫人，海明威戏称她为“中国女皇”，这个绰号一直伴随她直到逝世，甚至还出现在她的几篇讣闻中。他们还见到了周恩来，虽然他们同战时大多数记者一样觉得他极具魅力，还写信给朋友赞扬他的俊朗友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究竟是谁，也不知道问些什么。当葛尔红再也无法忍受重庆的脏乱和皮肤感染时，她用法语访问了周恩来，写道：
　　如果他说牵起我的手，带我去体验世外桃源的乐趣，那么我就会收起牙刷，做好离开的准备，因为我确定——世外桃源并不在中国。
　　离开重庆后海明威夫妇去了仰光，并在那里分手。海明威返回香港继续享受打猎和喝酒的乐趣，或许还曾（同时）与3个中国妓女鬼混，他后来不断讲述的一个故事里提及过此事。海明威还与项美丽的男友查尔斯？博克瑟享受鸡尾酒晚会，博克瑟说项美丽因为胃溃疡不能参加晚会，实际上是因为她偷偷怀上了博克瑟的孩子。葛尔红则发现仰光“比蒸汽机还要热”，那时，海明威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没有她，他感到迷茫，这也证实了海明威在纸上比在生活中更浪漫。最后二人返回了美国，却与《柯里尔》的主编发生了争执，因为该报主编指责海明威在给《午报》的稿子中抄袭了葛尔红的文章。被惹怒的海明威宣称：“我跟着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顾玛莎，谁让她在那个“肮脏的国家”做着危险的狗屁工作。” 海明威对中国并不感兴趣，因为编辑不想和愤怒的海明威就“肮脏的国家”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葛尔红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尽管她后来承认因为受战时中国人爱国热情的感染，她掩盖了真相，并没有披露在蒋总司令管辖的重庆所见到的腐败现象。而为了支持国共联合抗战，海明威也对腐败问题避而不谈。同所有新记者一样，到访重庆的这两位超级明星无疑对周恩来的魅力、蒋总司令的事业和蒋夫人的美貌更感兴趣。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报道战争只是海明威中国之行的次要任务，他的首要身份是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间谍。这个任务来自于财政部而不是总统或陆军部，也许让人有点惊讶。在美国仍然保持中立之际，这位低调内敛的学者正试图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抵制法西斯主义。摩根索为人严苛，但据说他对海明威的简报相当满意且印象深刻。如果海明威所有的报道都没有经过摩根索的亲信——哈利？德克斯特？白修德之手，这一切将会堪称完美，因为白修德后来被证实是一名苏联间谍。所以除了摩根索（甚至罗斯福），斯大林也读了海明威的简报。中国之行也是海明威和葛尔红的婚姻走向结束的起点。一起旅行时他们争吵打架，分开后却又互相思念。这段感情火药味十足，到二战后期，俩人的婚姻终于在伦敦宣告彻底破裂。总之，海明威和葛尔红这段旅居中国的经历相当复杂：两人后来都承认对中国怀有崇拜、热爱之意，同时却也对那里充满绝望和厌恶之情。或许海明威所谓“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对这段旅行最为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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