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大约从1925年初开始，以李大钊、刘伯坚、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冯玉祥先生创建的西北军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长达20余年之久。积以时日，成效自显。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军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计达20余万人。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及战火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阵营的军心，加速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一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提起这个年份，稍具历史常识的人常常会闻到一股血腥气和火药味。这一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水岭，也是国共两党各自与西北军关系的分水岭。
1927年之前，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在争取西北军反对北洋军阀的问题上密切合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时候，冯玉祥视李大钊为良师益友，与蒋介石以同志相称。
1927年之后，即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共两党与西北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最直接的恶果是，中国又回到了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蒋介石控制的第一集团军，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领导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西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集体蜕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
蒋介石集团与西北军的关系，从此转变为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关系。
而在共产党人那里，西北军则成为其对国民党阵营进行统战、瓦解战、情报战的战场，也是光明与黑暗搏杀的战场。
二
蒋介石集团处理与各地方军阀关系的政策是：打击消灭、笼络利用、歧视限制。在对待西北军上尤其如此。这个原则没有写进蒋介石手订的《剿匪手本》里，但他们心照不宣，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这是当年的“潜规则”。
首先是打击消灭。
地方军阀的存在，严重威胁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也阻挠了中国的真正统一。因此，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打击消灭地方军阀的途径有三条：第一条是从政治体制上根本铲除军阀存在的土壤，理论上讲这也是最有效的。但现实中这一条根本行不通，因为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性质，它的以军压党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都不允许它这样做。第二条是通过政治斗争手段化解各地方军阀于无形之中。第三条是通过明火执仗的军事征伐将他们消灭。
从南京政府成立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前夕，因为蒋介石集团在四大军事集团中并不具有军事优势，加上蒋介石又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因此在打击消灭地方军阀时，政治斗争手段往往成为他的首选。他曾离间冯、阎、李集团的关系，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他曾计划通过裁撤、整编军队以削弱冯、阎、李集团的军事实力；他设法将冯、阎、李请到南京中央，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复制宋太袓的杯酒释兵权。当这些手段都未能凑效的时候，他已别无选择，只有军事解决一途了。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一系列军阀混战犹如鞭炮被点燃般密集爆响。结果是：唐军溃败，唐生智避走日本；西北军被肢解，冯玉祥狼狈下野；晋军和桂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阎、李两巨头暂时藏起利齿露出笑容……
其次是笼络利用。
虽然西北军整体上不再构成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军事威胁，但蒋介石也无力干净彻底地解决西北军问题。解体后的西北军，变成了一支支“小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等原西北军将领，变成了一个个“小冯玉祥”。他们依然让蒋介石头痛不已。这个时候，笼络和利用西北军，也符合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于是乎，对一个个西北军降将都给予“路”一级总指挥的职衔，并送上大把大把的金钱。然后一一打发他们去为自己火中取栗：“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打击其他不听话的杂牌军，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搞“摩擦”，蒋介石都一再利用西北军当炮灰。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北军如果能消灭红军或其他杂牌军当然很好，要是被他们消灭了更好，而他最想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最后是歧视限制。
因为不是嫡出，又有过反蒋的历史，因此，西北军将领投蒋后即使驯服如孙连仲、孙良诚，也饱受歧视限制，更不要说吉鸿昌、韩复榘、高树勋这样的硬骨头了。
薪饷、服装、武器，往往比中央军嫡系部队差一大截。
装备损耗，更新没份；人员伤亡，补充没份；随中央军嫡系撤往西南保存实力，也没份。如果部队被打残了，干脆撤销建制。
抗战胜利后要求受降遭到百般阻拦限制，受降本来就很少，仍然是象征多于实惠。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嫡系部队“劫收”：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三洋开泰”；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婊子——“五子登科”。
蒋介石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政策，在消灭、削弱西北军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更不断地收获苦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为中国革命输送了生力军；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剿共”大业有望告成的特别时刻，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在抗日战争中，受命在敌后进行游击的西北军，一些人不堪恶劣的战争环境投入了日伪阵营当然这不是他们投敌的全部原因；抗战胜利前夕，不少西北军系统的汪伪军通过起义实现了赎罪自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前所发生的国民党军起义，原西北军部队发动的占了大多数，并随后引发其他杂牌军浪潮般的倒戈。
结果真的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西北军的脑后原无反骨，都是蒋介石硬生生给装上去的。
三
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同，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团结争取、教育改造、孤立打击的原则。
团结争取，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首要原则。
西北军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集团，组成的人员形形色色，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部队又经历了多次的分化组合，许多人的经历十分曲折复杂。有的人在反对军阀问题上是革命的，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可能是反革命的；有的人在北伐时是革命的，北伐胜利后却实行“清党”反共；有的人对共产党有所保留，而对日本侵略者坚决反对；有的人不愿跟共产党走，但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也持反对态度……
共产党在面对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旧军队时，历来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有大批西北军官兵起义、投诚。
教育改造，是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重要原则。
当初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被派到西北军工作，就是要将西北军教育改造成国民革命的新式军队。
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人，不仅帮助西北军建立内部政治工作机构，在部队中传播革命理论，同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消除官兵的军阀习气。
共产党对西北军的争取，并不以策反起义成功为终极目标。
当一股西北军部队起义后，共产党对其不是一编了之，也不是一遣了事。而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帮助起义部队脱胎换骨，把人民军队的灵魂注入到起义部队的肌体中，创造出用敌人的官兵打击敌人的战争奇观。
因为共产党的许多“种子部队”也是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在教育改造旧军队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对教育改造旧军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宁都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后，被成功教育改造成红军头等主力，多次立下战功，特别是在红军和中央机关生死存亡关头担当断后重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铁流后卫”的称号。 杨虎城的不少部队也被成功教育改造成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共产党甚至化腐朽为神奇，让吴化文的起义部队融入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为涤荡旧世界的污泥淖水出了一份力。
成功地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不仅削弱了敌人，也壮大了自己。
孤立打击的原则当然也适用于西北军。
但仅适用于西北军中的顽固反共分子，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选择。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既反共又通日的石友三部，共产党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军事打击。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起义后又复反叛投蒋，而且残酷杀害共产党政工干部的郝鹏举部，共产党实行的也是坚决消灭的政策。
各个历史时期被共产党歼灭的西北军顽军，数量也相当可观。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原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具体诠释。
共产党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实践也证明：一个成功的政党不仅要有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要有排除万难的政治勇气，更要有救民于水火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当然，共产党在处理与西北军关系的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
比如，共产党对西北军工作的早期，注重于下层基础的工作，不注重上层的工作，总认为士兵出身苦，受压迫，是天然的革命者，而认为军官生活富裕，贪图享受，容易动摇。所以，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又比如，在对待吉鸿昌起义、杨虎城入党要求的问题上，在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等人的态度问题上，都曾出现偏差。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时地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
再伟大的党，也有“成长期”，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成熟。
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黄中岳和季振同被错误杀害，与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政策毫不相干。他们的被错杀，是因为共产党历史上另一种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错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这种自残式的肃反中，许多工农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也被错误地处决了，很多声名显赫的红军高级将领自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中共党史军史上消失了。
另外，一些起义将领在建国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这同样与共产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无关。在那个理性和人性迷失的岁月，彭德怀、贺龙这样功勋卓著的老帅，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革命家都没有幸免于难。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个人悲剧成为民族悲剧的一部分。
五
中国革命的历史，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道路，过去曾经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后来人，特别是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决策权、正在创造历史的人，能够深刻反思过去，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汲取教训，那么，我们未来的道路就一定会平坦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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