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童年到青年
1.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1920年11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城南的大营村，那时村南有一条漕河流过，河里常年有水，渡河时要有船摆渡才行，但是现在此河已完全干涸，没有当年的样子了。村西不到两公里便是京汉铁路，路旁柳树成荫，是孩子们经常戏耍玩乐的地方，在铁路与村子之间，有芦苇丛生的池塘。池塘与绿树围绕着村庄，住有二三百户人家，每三天有一个集市，邻村的人都来赶集，但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战事也经常波及这里，打破人们平静的生活。
在我幼年时期，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军阀混战，保定是兵家必争之地，村里不时成为军队驻扎所在地，而我们家不是连部就是营部，少不得也要腾出一些房子让军队驻扎，可他们临撤走前不是把骡马牵走，便是翻箱倒柜抢拿走一些东西。更令人恼火地是，散兵游勇式的打砸抢。为此，在我家后院有一个像菜窖一样的避难所，一有战乱情况，全家都躲到地窖中，以防不测。这些动荡的生活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打下了耐人寻味的烙印。
我们家在当地是一个五世同堂、四世同居的大家庭，在附近颇有名气，我们家的称谓叫“荆有堂”。伯祖父师义方是前清光绪丙子年（1876年）三甲进士，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德军以义和团首领罪名而惨遭枪杀，如此才保住了全村没被炮轰。伯祖父兄弟二人，各有三男我父亲排行老二，考中秀才之后，科举即被废除，他在县城以教书为业经常在外，母亲留在家里，与伯母及婶娘们一起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我母亲家的先辈在清朝咸丰年间取得武状元，曾任四川镇守使，解放前她家的“旗杆”仍屹立在门前。照清官制，所谓武状元也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而后再考“武略”。但是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家道已经破落。
我的母亲是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勤劳贤惠，任劳任怨，性格恬静，沉默寡言，只是不停地劳作，即使是在寒冬的夜晚，也在如豆的油灯下，以手摇车噜噜的纺线，再以织布机叮当作响地织布，然后一件一件地给她的孩子们缝制衣服。她每天起得最早，从不与人争，遇有矛盾，反求诸己，受母亲的影响，我自幼养成了诸事忍为先的性格。
我的父辈六人，老大和老六主持家务，家有近300亩的旱田，在离村十几里以外的大因镇有三间门面的杂货铺。我们这一辈共有十二人，大排行我是老七，还有六个姐妹，包括婶、嫂和侄子、侄女等。在1937年，我离开家的时候，全家大约有40口人。除农忙时，家人干一些轻松的农活，如掰苞米、摘棉花等，基本不下田劳动。在父辈中只有五叔大学毕业。我们兄弟们大都是中学毕业后走入社会，有的教书，有的当公务员，在外工作没一人带家眷，都留在家养儿育女，干些家务活，除个别嫂嫂中学毕业后在外教书。在我记忆中，我们这个大家庭基本是和谐相处，没有像巴金《家》中所描写的那样你争我夺，吵吵闹闹的现象。从小在这样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里，培养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及相互包容与忍让性格，给我终身影响。
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可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自耕自足生活的必然结果，一家一户买不起牲畜和大车，也无力雇工。而大家生活在一起，生产资料可以共同经营和使用，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共有骡马4～5头，大车一辆，还有像《大宅门》电视剧里的轿车一辆，供女眷回娘家使用。家有厨师一名，为全家做饭，饭做好后先送到干活的长工那里，而后家人才启动。除了大祖母（进士夫人）和大伯父有时开个小灶（也就是烙饼炒鸡蛋之类） 以外，全家基本常年吃苞米面窝窝头、小米干饭，除小麦丰收时有可能吃十天半月的全粉馒头；再不就是过年过节时和长工一起改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有不快意的事，大家也只有包容与忍让，大家相互平等待人，和谐相处，也许这就是维持五世同堂、四世同居、平和共处的家风！ 记得在我1955年从美国归来，到郑州见到比我长20多岁的大哥（大伯父的儿子），还问我：“老七，什么时候把咱们的大家庭恢复起来！”是啊，尽管当时时过20多年了，但是几代人共同在大家庭里热热闹闹的生活仍令人怀念和向往。
2.读小学 在我们村子里尽管有二三百户人家，但是没有一所小学。当我7岁时，就和我的堂兄师昌绶到三四里以外的邻村荆塘铺上小学。每天早晨去，中午回来吃饭，吃完午饭再去上学。其实那里也不是什么正规小学，教室是一个有十八个罗汉的大庙，一共有四个班级，因为地方不大，所以一个班上课，其余三个班到操场玩耍，课程除了现代语文和算术以外，还念一些论语之类的古文，我只上一年就转到徐水县城内的模范小学了。在这一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每个小学生都带一个“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的袖标，用以鼓励幼女不要缠足；另一个是因没有背诵下来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而被罚站，当时老师要求在放学后回家背诵《总理遗嘱》，次日返校后，老师考试，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背下来，我却不能，而被罚站。由此，我自认为天资并不聪明，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与别人同步，以后我学习十分刻苦。念了一年乡村小学，就转到县城模范小学。
徐水县模范小学是徐水县内最好的一所小学。，我插班到二年级，一年后升人三年级，当时有两位教师是从北京香山孤儿院毕业的，她们教我如何读书看报，进步很快，年终全县会考，我考了个第一名。
三年级读完后，就升入了徐水县立第一高小。那时的高小学制一般都是两年，唯独县立第一高小是三年毕业。
1931年秋，我刚刚入学不久，传来“九·一八”事变的噩耗，深感日本占领沈阳后就会占领全东北，入侵关内，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包括老师在内的全班同学号啕大哭，课也不上了，全体下乡宣传，以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虽已过了70多年，仍记忆犹新。自此以后，天天盼着中央军出兵抗日，时而听说蒋介石到了保定，时而又说正在架设轻轨，准备与日本开战等，结果都以失望告终。学校恢复正常上课后，功课抓得很紧，每天早餐后都要做两道四则题才上课，大家都很用功，我在班里经常不是考第一就是第二，但是也感到很吃力。我和堂兄昌绶是同届，每到放假时，我们步行二十里回到大营村。我每月从父亲那里拿两块大洋的生活费，平时省吃俭用，略有节余，省下来的钱回家的时候带给母亲。我知道母亲在这个大家庭里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很辛苦的，而父亲的所有收入都交给家的账房共同使用，母亲几乎没有任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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