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甫写的一首诗，反映的是唐玄宗统治前期所出现的“开元盛世”。然而令后人惋惜的是，就是这个在位初期励精图治的玄宗皇帝，逐渐沉溺于声色犬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蜕化变质、腐化堕落了，于是发生了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遭受安史之乱之苦，不说人民怨声载道，就是保家卫国的士兵也不答应了。他们采用“极端形式”反腐了，他们砍下腐败分子杨国忠的头颅，还要唐玄宗杀死“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否则就不为天子保驾。这个唐玄宗深爱着的亘古少有的美人无奈地香消玉殒了。
这里我们不讨论杨国忠、杨玉环该不该杀，只讨论一个问题：六军士兵逼迫唐明皇杀他们的行为是何性质？我以为，以反腐败而论，这是一种体制之外的反腐败行为，当然它是违法的。这种形式我称为“极端反腐”。从杨家兄妹被杀情况看，“极端反腐”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唐明皇几乎不可能惩处杨家兄妹，也就是说杨家兄妹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惩处。
在皇帝就是法律的封建王朝，发生“极端反腐”这样的事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否会发生“极端反腐”之事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2002年6月，某县一位副县长因涉嫌受贿7万余元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被刑拘。他的落网，不是“小偷的成果”，不是“情人的功劳”，也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产物”，而是“‘极端反腐’之战利品”。
何以说这位副县长之落网是“‘极端反腐’之战利品”呢？副县长原是那个县一个水泥厂的厂长，他接任时那水泥厂还是好好的，没几年工夫水泥厂效益却“江河日下”，资不抵债了。这个“败家子”却“鸟枪换炮”，居然从厂长升为副县长。2000年，水泥厂开始改制，失去饭碗的工人将一腔愤怒对准了“副县长”，搜了一箩筐证据举报“副县长”，可是“副县长”像一块粪坑里的石头硬得很，没砸碎它。于是，2002年5月间，出现“极端反腐”的一幕：一百多名工人将“副县长”挟持到轨道上，勒令“副县长”供述罪行，否则，“让火车轧死你”，可怜“副县长”在“极端专政”下，“跪膝投降”，供述了自己的腐败罪行。愤怒的工人对闻讯赶来“抢救”“副县长”的官员说：这个腐败分子已交代了“血债”，如果你们再包庇，我们将让列车将腐败分子碾得粉碎……
这起“极端反腐事件”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反腐倡廉机制出了问题。具体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用人制度出了问题。“副县长”何以能“带病”升官呢？从近年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来看，如慕绥新、胡长清之流，他们本已“有病在身”，却屡屡“带病”升迁，岂不怪哉！
第二，特权阶层日渐形成。同在一个水泥厂工作，“卖了爷爷田”的厂长得到重用，流大汗的工人则“买断工龄，自谋职业”，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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