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出资而自己出力的状况也没有让他们难堪。相反,他们说,“‘印刷者’指的应该是[我们,因为是我们]执行了印刷过程中最重要的那部分工作”。皇家当局可能会以对待苦力的方式体罚他们。他们却认为,自己干活不像奴隶一样是迫于强力,而是“作为自由人在优越和高尚的岗位上自愿地劳动”。
这种自信对他们在作坊和宗教事务上的态度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印刷职工们也许是里昂收入最高的职工群体之一(类似的还有木工职工和油漆职工),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特别是当他们痛陈出版商和雇主正“天天从[我们的]汗水和精疲力竭的劳动、甚至是[我们的]鲜血中榨取数量大得令人羡慕的财富”的时候。无论是建立组织从事暴力反抗、谋划停工事件和行业范围的罢工,还是自作主张随意旷工,或是不顾禁令向巴黎高等法院控诉国王的法令,没有一桩能让他们产生负罪感。确实,格里法林团人会宣誓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印刷业的合理秩序”。他们是知道什么是秩序的人,他们也随时准备为秩序而战。
在这些年里,里昂的新教牧师和小册子都在不厌其烦地传播这样的说法:天主教教士贬低了平信徒。早在1524年便有一名新教传教士用《新约》里的保罗信条宣传道:唯有上帝才是我们心灵的主人。他问道:“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被人手持教鞭加以监管?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理智管理自己,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当学徒?”还有人鼓动基督徒们用方言版《圣经》来检测教士的谎言。在1550年代,如果说有小部分新教徒开始为能否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理解《圣经》而担心,那么在同期的里昂街角,则已经有新教演出在嘲弄为难异教徒的愚蠢天主教神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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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本尼迪克,《現代史学刊》(Philip Benedict,The Journs of Modern History)
在当代史家中间,戴维斯博士对过去本质的直觉把握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更多的灵气和执著,尝试用最细微的证据,去重现人们对那个已为自己所忘却的世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能够激发新思考是有创造力的历史学家的标志,而在戴维斯博士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集面前,一切对她创造力的质疑都将不攻自破。
——J.H.埃利奥特,《十六世纪学刊》(J,H,Elliot,The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