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起义联军营中的逆淘汰
　　公元23年注定要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扭转乾坤的大事太多，特别是发生在王莽身边、联军内部以及双方之间的事太多，随便拿起来一件都能直接写进史书。
　　从年初过年开始，联军就与官军开打，正月未过完，就胜仗不断：夜袭蓝乡夺取辎重，沘水大捷斩了甄阜、梁丘赐，育阳大捷又打得官军著名将领严尤、陈茂弃军而逃。
　　这年年初的形势，当然对联军十分有利，王莽则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起义军将士）中，一种“厌莽思汉”“人心思汉”的思想十分强烈，也普遍流行，这成为以刘縯、刘秀为代表的刘氏宗室复兴汉王朝的社会思想基础，也为一些人搞阴谋玩猫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其实，刘家当皇帝的爷们儿只是贪玩，不好好干活，而王氏外戚抱着国柄不松手，自己没有本事干，还要疯狂地排挤和残害别人，攫取天下利益为己有，让老百姓没办法活下去。
　　也就是说，为非作歹、欺民误国者，是窃国弄权的外戚，而非刘氏宗室。
　　特别是王莽得手以后，利欲熏天，见啥毁啥，还要摆足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已经让老百姓绝望至极，厌恶透顶。
　　老百姓因为愤恨和唾弃王氏外戚特别是王莽，而怀念刘汉王朝，普遍向往高祖武帝时国力强盛、文帝景帝时政治清明的岁月。
　　这样，在人心思汉之际，“复兴汉室”就是一面鲜艳的、很有号召力的旗帜，有的人打着它想开辟新气象，有的人打着它则想干其他事。
　　一团乱麻
　　正在这人心思汉、天下一团乱麻的时候，刘縯、刘秀兄弟在忙于工作：率联军紧紧包围宛城，全力攻打。
　　这时的联军，已经多少像个军队的样子了：连战连胜，士气正旺；队伍空前壮大，舂陵子弟发展到一两万人，投降的官军两三万人，加上原绿林军三部，大约有十万之众；已经有了威望很高的领袖刘縯，他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不仅深孚众望，而且使王莽寝食难安。
　　眼下，刘縯率军在宛城外面扎下大营，拿出志在必得的劲头儿，分兵布阵，把宛城围得铁桶一般。
　　在这种乱局中，除了这支联军，还有很多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队伍在打杀。
　　这些打打杀杀的队伍背景、成分、目的各不相同，但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矛头对着王莽，以消灭新莽政权为目标。毕竟这年头最时尚、最有号召力的活儿就是打王莽了，局势已经发展到别管什么人，只要一说去扁王莽，马上就有成群的人跟着。
　　二是别管谁起兵，一旦凑够人数，立即称王割据。反正别管谁能得手吧，先称王割据了，就争取了主动，抢占了先机，进一步可以有抢一哥位子的机会，退一步或者偏安一方，或者用来讨价还价，也有点儿资本。
　　三是谁都想跟刘家扯上亲戚，说自己是前汉刘氏宗室的嫡传脉系。因为人心思汉甚烈，说自己是刘家正儿八经的亲戚，也就像说去打王莽一样，马上就有很多人跟上来，容易占据主动，赢得人心。
　　仅从公元17年绿林军起兵，到去年（公元22年），就有这么几拨儿：
　　公孙述自称“成帝”，割据今四川省；
　　隗嚣自称“西州上将军”，割据今甘肃东南部；
　　卢芳自称“西平王”，割据甘肃东北及内蒙古一带；
　　窦融自称“河西大将军”，割据今甘肃西部；
　　刘永自称“梁帝”，割据今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一带；
　　王郎自称“汉帝”，割据今河北西南部；
　　樊崇率领的赤眉军在今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一带打击官军，一心想攻长安、杀王莽；
　　李宪自称“淮南帝”，割据今江苏、安徽一带；
　　董宪自称“海西王”，割据今山东东南部；
　　张步自称“齐王”，割据山东；
　　彭宠自称“燕王”，割据河北东北部；
　　秦丰自称“楚黎王”，割据湖北中部；
　　在今河北一带，还有铜马、尤来、青犊等多支农民起义军，人数达数百万之众，各自为战，到处攻城拔寨，见谁毁谁。
　　关于这些厌莽思汉的人想跟刘氏宗室攀亲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王莽称帝不久的公元10年11月，京城长安就发生了一起冒充西汉成帝的儿子，诈骗高级军官的事件。
　　据时任立国将军孙建向王莽报告：
　　有一天，孙建正在街上走，一个男子拦在他车前，说自己名叫刘子舆，本是成帝与歌女生的儿子。现在王莽当亡，刘氏即将复兴，请发兵攻打皇宫！
　　这还得了！孙建立即把这个男子抓了起来，认真调查，发现他是唬人的，原来是长安人名叫武仲。
　　王莽毫不犹豫地把武仲杀了。
　　由于王莽本人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绝大多数坑蒙拐骗、偷抢扒拿的勾当都十分盛行。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这么干，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已经十分高涨。
　　可以这么说吧，自王莽篡汉得手以来，反他的人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要么真的是刘家人，如刘縯、刘秀兄弟；要么辅助、拥立刘氏，如李通、邓晨。
　　而还有很多人则有点儿另类，要么冒称刘氏，如武仲，以后还有更搞笑的；再不就是干脆改姓刘，比如卢芳，在安定（今甘肃镇原县）起兵时谎称自己本来是汉武帝的曾孙，改名刘文伯，后来他果然因此在西北很吃得开，被拥立为上将军、西平王，不过最后还是被刘秀打趴下了，病死塞外。
　　“贤愚错位法则”——你优秀不见得你便上位
　　刘縯率联军十多万之众围攻宛城，城内岑彭县长则率残余的南阳官军拼死抵抗。
　　经过几次大仗，南阳的官军已经被联军吃得差不多了，包括岑县长本人在内多是伤兵败将，宛城的军需辎重也很缺乏。
　　但是，已经负伤的岑县长勇敢地挑起了本应该一个地厅级省辖市市长挑起的担子，完全凭着自己出众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硬是扛住了联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这时候，城外拼命攻，城里拼命守。城外慕名前来投奔联军的老百姓则越来越多，城里的人员、物资则一天一天减少。宛城攻防呈现胶着状态。
　　随着全国形势和眼前战局的变化，特别是队伍的迅速扩大，联军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建立领导体系，推举最高领袖。
　　过去联军分成几支各自行动时，由于人数少，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建立组织领导体系的问题倒不突出，大约着走就是了，打得过就狠打，打不过就快跑。
　　大联合以后，由于刘縯个人能力太强，能拢得住大家。
　　但是，现在不行了，十万大军，要吃喝拉撒，要行军打仗，再单靠个别人的个人能力是不行了，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最高首领和统一的组织体系。
　　由于前面分析的社会原因，联军将士们一致同意从刘氏宗室中推举一个人当最高领袖，甚至当皇帝。但是，在推举谁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问题立即变得很复杂，矛盾立即变得很尖锐。
　　虽然在消灭王莽的目标上大家是高度一致的，但在灭他的过程中，以及成功后利益怎么分成，则各有各的想法。
　　也就是说，当大敌当前，必须为生存而斗争时，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干。而一旦形势大好，“不同的追求”就会激化内部矛盾，甚至酿成阴险的算计和残酷的杀戮！
　　在大家一致同意从刘氏宗室中选人的前提下，候选人也就是几个：刘縯、刘秀、刘玄。
　　在很多人看来，这么三个候选人中，刘縯希望最大，他的表现十分抢眼，大家都看到了；其次是刘秀，他文武兼备，也是非常优秀，但由于目前他一直活跃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独当一面的机会少，一般人还看不到他的潜质；最没戏的是刘玄，无德无才，性格懦弱，贪生怕死，前几年投奔平林兵，什么事也显不着他，他目前弄个更始将军干干，主要沾了是刘氏宗室的光。
　　这时候，舂陵子弟，也就是所谓的南阳豪杰，以及下江兵的首领王常等人，主张推举刘縯。理由很简单，无论品德、能力、战绩，还是声望，在联军中没有人能与刘縯相比。而新市兵、平林兵首领们坚决主张推刘玄，他们是王匡、王凤、张卬、陈牧等。
　　这个理由就有点复杂了。
　　当“不同的追求”占上风，特别是在推举最高领袖这样分配权力和利益时，整个联军的首领们实际上就分成了这样两派：
　　一派是刘縯、刘秀、王常等人。
　　他们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远大的目光，为人忠厚严谨，磊落坦荡，无论是政治谋略、组织能力还是军事指挥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经过了实践的初步检验。
　　另一派是王匡、王凤、张卬、陈牧等。
　　在武装反抗王莽官军的同时，他们喜欢放纵，桀骜不驯，乐于抢掠，贪图享受，个人品质不太好，目光也不是多么远大。
　　比如，他们在抗击官军、打家劫舍的时候，经常掳掠人家的妻女，在取得唐子乡战役胜利时觉得自己分的东西少马上提出要散伙，刘秀说服舂陵子弟把自己的东西让给他们后立即欢天喜地，这都说明很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刘縯、刘秀事业心强，有能力，整天忙于工作——调兵遣将，行军打仗；而王匡等人私心重，工作能力不够，老吃败仗，就躲在后面玩弄权力，琢磨别人。
　　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吧，王匡等人舍刘縯选刘玄，不是因为刘縯无能而刘玄优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刘縯太优秀，刘玄太无能。
　　首先，刘縯胸怀复兴汉室、建功立业的英雄之志，能力强，威望高，而且治军严谨，疾恶如仇，他要是当了老大，王匡等人要想再放纵享乐，肆无忌惮地抢东西，抢女人，将很不方便。
　　其次，刘縯豪气干云，性情刚烈，不甘居人之下，他要是当了老大谁也驾驭不了，王匡等人将难以左右形势。
　　再次，在王匡等人看来，刘玄是替代刘縯的最佳人选，他前几年为了逃避官府追捕只身投靠平林兵，能力差，官职小，为人窝囊，没有圈子，容易控制，非常适合当木偶和傀儡。如果让他上台，不过是个摆设，大权还在哥几个手里。
　　旁观者看来，如果联军择贤能而立，选择刘縯或者刘秀，是符合大多数联军将士愿望的，事实已经证明、也必将不断证明这是联军的最佳选项。
　　但是，有一个历史法则这时发挥了作用，导致联军因为这次关键的抉择而步入歧途。
　　这个历史法则叫做“贤愚错位法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导致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受排挤，没舞台，而愚钝、顽劣之徒把持权力，控制局面，最后事情变坏。
　　也可以叫做“逆淘汰”。
　　这有点像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公元23年2月，正当刘縯忙着干活、在前方紧张地指挥攻打宛城的时候，王匡等人正躲在后方育水之畔的大营里算计他。王匡、王凤、陈牧、张卬等人经过密谋，为了便于自己控制和把玩傀儡，下定决心立刘玄为皇帝，同时挖个坑让刘縯往里跳。
　　他们认为自己较量不是对手，就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计议已定，他们派快马把刘縯从前线请来，立即召开众首领会议，要求他在立刘玄为帝问题上马上表态。
　　必须说明的是，这次联军首领会议有点像简装版的“鸿门宴”，与会人员多是王匡等人安排的，而刘縯、刘秀用着顺手的将士都正在前方干重活儿：围攻宛城。
　　这让刘縯措手不及，十分为难。
　　他很清楚这些人摊牌，实际上就是要来个冷不防，硬压他同意既定方案。
　　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同意，那就意味着不仅自己要放弃做皇帝的机会，而且联军的领导权将完全落入这些人手里，联军能走多远都成问题，复兴汉室大业前景堪忧。
　　如果不同意，就等于公开与这些人对着干，联军贵如生命的团结将出现巨大的裂缝，也等于公开说，我带领大家出来拼命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当皇帝。
　　刘縯毕竟是智勇双全的帝王之才，他客观分析了眼前的复杂形势，说大家起兵的目的就是消灭新莽政权，目前王莽未除，群雄割据，不少地方都要拥立刘氏宗室，将来势必自相残杀，反而失去民心。因此，他建议暂缓确定皇帝候选人。
　　他说：“各位将军想尊立宗室，对刘氏后裔来说，实在是大恩大德。但从我愚笨的想法看，不敢赞同。现在我们的朋友赤眉军活跃在青州、徐州一带，已有数十万（应为十数万）人，听说我们拥立宗室，他们恐怕也要立一个刘姓皇族，那样的话，必然引起我们内斗。王莽还没有消灭，自己人先打起来，这只能让天下人起疑心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权威。这不是灭莽之计。况且凡是刚用兵就打出帝王旗号，很少有如愿的，比如陈胜、项籍就是这样。我们从舂陵打到宛城，也不过三百里的地盘，根本不能算什么了不起的功业。条件不成熟就仓促称帝，必然会成为天下各路豪杰集中攻击的目标，给人可乘之机，并不是上策。现在不如暂且称王用来号令大家，如果赤眉军所尊立的领袖贤明，我们就相率而往服从他的领导；如果他们不立，我们消灭王莽、收降赤眉，然后再举尊号也并不算晚。请各位仔细想想。”
　　平心而论，刘縯的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也是很有道理的。
　　他完全站在联军顺应社会潮流、更好地建功立业的高度，既分析了形势，阐述了社会发展规律，又结合实际说明了暂缓称帝的理由。
　　我们无法详细推测刘縯当时的内心世界。如果这番话是他的真实想法，那就充分表现了他的非凡谋略和坦荡襟怀。
　　当然，如果这番话是他为了自己将来当皇帝采取的缓兵之计，那也无可厚非。
　　大家想想看，刘縯起事之初就自称“柱天都部”，几天前包围宛城时又自称“柱天大将军”，他的“复兴汉室”大业，难道不包括自己要当皇帝的内容吗？
　　问题是，他就是想当皇帝，也不为过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人都想灭王（莽）称王，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条件，刘縯就是公开站出来竞争皇帝职位，也是冠冕堂皇的。
　　所以，听了刘縯的一番话，不少将领都认为有道理，当时就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候，狂徒张卬出场了。
　　他本来是追随王常的下江兵首领之一，联军合兵时就被王匡、王凤拉拢过去了，向来恃勇好强、桀骜不驯，在这场立帝的阴谋中，唱的是白脸。眼看阴谋耍不下去了，张卬站出来，拔剑击地，声色俱厉地大声说：
　　“三心二意，不能成大事！今天说好的立刘玄为帝，就这么定了！”
　　面对会场上人众我寡的局面，刘縯十分冷静：大业刚举，不能毁于自相残杀。再说，现在联军来之不易的团结，是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选择了顾全大局和沉默。
　　在场的大多数都不是政治家，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的议事决策能力。对他们而言，立一个姓刘的当皇帝只是一个号召，一个旗子，立谁都无所谓，反正合适就跟他干，不合适就散伙。
　　一见张卬气势汹汹的样子，刘縯没有爆发，大家谁也没敢再提出疑义。
　　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的事儿，就这么一“剑”定音了。
　　王匡等人迅速筹办刘玄的登基大典。
　　其实这个登基仪式也没有什么可以筹办的，一来物资条件差，正在行军打仗，联军需要什么东西都要靠去抢；二来没有个像样的窝儿，从舂陵一路打杀过来，遇到的小县城小集镇都被打烂了，再说也不能为了举办个活动拉着队伍走回头路，宛城还没有打下来，那就只好在育水之畔的沙滩上找个地方，扒扒土，平平地凑合一下了；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匡等人怕刘縯反悔，夜长梦多，要赶时间。
　　大家只要看看登基典礼所选的日子就会明白，筹办这个活动比普通农家筹办红白喜事儿还要仓促：当年（公元23年）2月1日，也就是联军取得育阳大捷、包围宛城后没有几天。
　　在两汉之间的农民起义联军中，刘縯被刘玄取代这一历史现象，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贤愚错位效应”最好的例子。
　　这个“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初是由16世纪英国造币局长（有称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所以也叫做“格雷欣效应”。
　　据说当年，老格用专业的眼光发现，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活动中，消费者往往保留成色好（贵金属含量高）的货币，而把成色差（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投入流通，导致实际价值高的“良币”退出市场，而实际价值低的“劣币”则充斥市场。
　　这种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时代也普遍存在。
　　比如，人们总喜欢把污染、破损或者不便存放的纸币花出去，需要存放现金也是存放整洁的。这样导致市场上有脏污的纸币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而很整洁的纸币人们则较少看到。结果，用手摸钱成了一件很不卫生的事儿。
　　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存在，所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理论有着普遍意义。
　　再比如，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那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过来了几趟车也挤上不去。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则扒开众人，捷足先登，能够抢得时间，抢得座位。
　　后来，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每有车来，人们蜂拥而上，搞得乘车就像打仗，让人苦不堪言。
　　包括官场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环境中，在干部人事问题上，这种良劣错位、贤愚错位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
　　比如，在缺少健康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地方和“吃大锅饭”的单位，人的升迁、待遇与个人的德才、业绩无关，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要么另谋高就，要么没有舞台，说不定还饱受排挤，而一些平庸之辈乃至不良之徒则把持权力，左右局面。
　　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前者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提高自己、干好工作上，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搞歪门邪道；而后者为了升迁和待遇，加之也不会干工作，必然用主要精力来琢磨人、搞阴谋诡计。
　　结果，这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一塌糊涂，局部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由此酝酿。
　　现在，“良币”刘縯被“劣币”刘玄驱逐，这绝不仅仅是刘縯的个人悲剧。
　　刘秀也是“良币”。为了避免被“驱逐”，至少从现在开始，刘秀提高了对“劣币”们的警惕。
　　沐猴而冠——搞笑的更始皇帝登基大典
　　公元23年2月1日，春天还没有到来。
　　在育水边的一处沙滩上，新土筑起的坛台被装点得花花绿绿，联军召开大会，举行刘玄登基典礼。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搞笑的新皇帝登基大典。
　　在这以前和以后，当然是谁坐一哥大位都要搞个仪式。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当一哥的这几百个人中，除了武媚娘，大伙儿都是爷们儿。虽然大家年龄有大有小，水平能力有高有低，条件有好有差，混到这一步的原因各不相同，搞个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些仪式多是奢华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室内活动或者广场活动。
　　像刘玄这样在河边上堆个土堆就宣布当皇帝的比较少，实在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当。不过我们也要说清楚，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什么时候来当皇帝，这连刘玄本人也做不了主。
　　因为，他不过是个玩偶。
　　“劣币”刘玄在土堆上面南而立，战战兢兢地接受面前一群赳赳武夫的朝拜。
　　他向来懦弱无能，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明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拥护自己，而且为了争权还差点儿动刀子，心里不由得直打鼓。他也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虽然有时候能耍个小聪明，但要是单挑，下面的人自己谁也斗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