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记录周初东征事件的诸多铜器铭文中，“东夷”是周人对当时东土众多叛夷的特定称谓，其中尽管包含有诸如“婪”、“丰伯”等分布于淮水下游的国族，但以蒲姑为代表的鲁北诸夷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周初金文所见“东夷”在内涵上与文献所见“淮夷”并不一致。同时，周初金文中始终未见“淮夷”或具有相似内涵的概念，表明在当时周人的政治地理视野和族类视野中，“淮夷”这一概念并未明确形成。因此，以“淮夷”为东征对象，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然而相关文本的出现与流传表明，在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的知识体系中，淮夷与周初东征事件的直接对应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何以会建立这种关联？又是如何得到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广泛认同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前文已述，徐、奄作为周公东征的重要对象这一客观史实在东周时期的各类文本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叙述，甚至强化，其中商奄更是成为东方叛夷的典型代表。相对而言，蒲姑、丰伯等族在东征事件中的地位和影响却被日益忽略、淡忘。于是，随着有关周初东征事件的知识体系的不断构建与修正，与徐、奄相关的各种细节在其中所占比重亦不断增加，当这种增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足以影响到东征事件的真实细节。
徐、奄本是分布于泰山以南、淮水中下游一带的重要国族，而到西周中晚期，鲁中南等地成为淮夷诸族的主要分布地之一。同时，尽管商奄实力遭受重创，徐却在此后的族群整合中成为淮夷诸族的核心与领导势力。由此，徐、奄两族无论是在生存地域、政治立场上，还是族属来源与文化表征上，都与西周中晚期为乱于东南的淮夷族群有着深刻渊源。于是，以徐、奄为媒介，淮夷得以成为东征事件中的主角之一。另一方面，在周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淮夷曾长期是周室东南动荡的直接诱因，直至春秋早期，淮夷诸族中的徐、莒等族仍极大困扰着部分诸夏国族。因此，淮夷作为野蛮入侵者的形象，必然在诸夏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早期淮夷入侵的历史记忆遂在诸夏知识精英所创造的文本中被反复记录与强调。在周初东征事件中，淮夷对东夷的取代或与这种记忆的不断强化有关。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