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意识到建设国家总体战体制的必要性之后，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对建设总体战体制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通过普选使大众参与政治活动，作为未来总体战战争的资源。这种认识开始在国家领导层中确立下来。
民主主义是坚持自由、自信、自律的思想，而总体战则是以动员、管理、统治为原理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总体战是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属于同一性质的思想，显然同民主主义是相悖的。可是，消除形式上的差异将每个人作为政治动员的个体来考虑的民主主义，与将每个人作为军事动员的个体来考虑的总体战论有可能确立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尤其是在日本，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总体战论者认为，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是构筑总体战国家绝对必要的条件。比如持有这种观点的田中义一，从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时期开始就大讲未来的战争是“国民战争”，主张“国民的军队化和军队的国民化”（=良兵即良民），强调在国民总动员制度的充实中总体战体制才得以完备。田中的这一主张后来被誉为“效力于总体战的民主主义”。
由于日本民主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尚未成熟，体现民主主义基本原理的自由、自治、自律的思想没能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化，而被纳入了总体战论中，这就是日本民主主义的实际状态吧。满洲事变后，即使对势力急剧增大的军部和官僚来说，也不能够无视民主主义所内涵的大众动员机能，因而在总体战论中也倡导形式上的民主主义和形式上的平等主义的必要性。
总体战社会对所有的国民进行“均等的动员”，以消除阶级差距、生活差距和学历差距。总体战社会，不仅动员大量的士兵奔赴战场，为了确保战争资源和加强持续的作战能力，后方支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也消除了“战场”和“后方”的区别，要求身居后方的国民也要成为“士兵”。
如上所述，昭和初期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并不是仅仅由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垄断，还在“平等”这一民主主义原理下，“均等”地动员大众参与战争。尤其是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超越阶级差别将国民都“均等”地统一到“日本帝国”之中。不言而喻，大政翼赞会是企图实行法西斯精神总动员（=独裁的法西斯主义）。之后，在看似平等主义的形式下统一国民意识，极力消除各种歧视和差距，总体战社会如同“平等社会”一样的“幻想”不断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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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出版此书，旨在唤起日本人业已淡薄的战争责任意识，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作者告诫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我们没有对过去战争的直接责任，却要承担对未来战争的责任”，“战争责任是超越国境和时效的”。
本书论点明晰客观，论据充分有力，资料翔实可靠，无疑是一部史论兼具、不可多得的佳作。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撰写出版此种观点的学术著作，实在难能可贵。作者的治学精神和人生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我相信，本书在中国出版后，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共鸣，从而有益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