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圈子窃国
北洋军其实早被训练成了袁家军
袁世凯早就看到军权的极端重要。
他深知：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能成为“中兴名臣”，就在于手里有湘军和淮军。通过掌握军队而攫取更大的权势，既便捷又稳固。
袁世凯充分利用甲午战败后，清廷内部改革军制的呼声高涨。不失时机地上书会同办理军务的李鸿藻，提出了改练新军的详细可行的计划。“此次用兵，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其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制胜之师……当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弱将，以肃军制。”同时，袁世凯还提出了“亟检名将帅数人”，“延募西人”，“广设学堂”，选派精明干练知兵的大员等具体措施，既不失为真知灼见，又切实可行。
他能够巧妙地把维护清廷的统治和实现个人的野心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这正是清廷最需要的，于是清廷内外皆言袁世凯“知兵”，荣禄、翁同稣、张之洞、刘坤一、李鸿藻等都保荐他去练兵。袁世凯抓练兵权的机会抓得准，他所说的“名帅”、公正真“知兵”的大员，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袁世凯要建立并直接掌控自己的军事圈子。他的目的达到了。
这次上书，应和了清廷朝野在甲午战败后“筹饷练兵为急务”的呼声，很及时；上书的内容，不能不说是详尽和切实可行的。与明里暗里的活动配合，再加上他在“会办朝鲜商务”时，有为朝鲜王宫训练新军的经历，袁世凯“知兵”似已成共识，因而他在当时清廷朝野成了屈指可数的军事人才。进而，成为他所梦寐以求的“名帅”也就变为可能。
这样，袁世凯的命运就与一个小镇紧密相连了。
小站，又名新农镇，向以出产大米闻名，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的淮军旧部曾在此屯田。在袁世凯去以前，已有李鸿章编练的定武军4000多人。袁世凯于1895年12月21日到达小站，即着手改造定武军，并招募补充了新兵员，总共约7000多人，编为新建陆军，按照德国军队的模式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为教习。开设德式随营学堂，使用德式武器，照搬德式的训练方法。一些优秀的学员，毕业后还可留学德国，由此可见，这些小站新军一诞生就难以摆脱德国的影响。
袁世凯很会借“强兵御侮”的名义，培植自己的势力圈子。后来。影响和控制中国政局的北洋军阀班底，皆出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新军。
“兵为将有”，袁世凯以官位和建立私人关系，把一个个将员变成了自己的“家兵家将”。
但至少在表面上袁世凯还是在尽力为朝廷练兵。这从他要求士兵传唱的那首《劝兵歌》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首歌是这样唱的：“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显然，这是官样文章，是专门唱给朝廷听的。
私下里，袁世凯总以“用人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的传统“驭人术”栽培亲信，建立自己的核心势力小圈子。
阮忠枢，乃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有一天，他告诉袁世凯想纳一名叫小玉的天津妓女为妾。袁世凯一听，当即斥责其有碍军誉。阮忠枢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不久，袁世凯与阮忠枢一起去天津办完公事后，说是一起去看一位老朋友。于是，二人走进一堂皇的院落，只见红灯高挂，烛光摇曳，早已摆好的丰盛酒席香气扑鼻，一俏丽的新娘款款而出，让阮忠枢惊喜不已。这不是朝思暮想的小玉吗？
这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为阮忠枢操办的。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在恢复帝制失败后，也始终如一。
袁世凯对一个幕僚尚且如此用心，对北洋军核心圈子中的冯国璋、段祺瑞等施舍类似的“恩典”还会少吗？
练兵的目的就是要部下绝对服从他一人的命令，仅靠表面的训练显然不够。袁世凯一手拿银子和官帽做人情，一手举着大刀威胁。服从者加官晋爵、飞黄腾达；不服从者即使不变成刀下鬼，也会遍体鳞伤、痛苦不已。软硬兼施，是袁世凯实现“兵为将有”的目的而惯用的手段。
“兵为将有”，晚清靠湘军起家的曾国藩和靠淮军起家的李鸿章，都是袁世凯心中效法的榜样。尤其是李鸿章，一直是提拔重用袁世凯的“恩师”。正如袁世凯的h亲信徐世昌所言：“项城自小站练兵，即树立北洋根基。戊戌政变后以入主直军机（处），其广布势力，争取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
时势又给了袁世凯机会。1900年“庚子国难”后，袁世凯手中牢牢抓住不放的那支“小站新军”圈子得到了新的扩充和重新编练。它成为清廷唯一可以倚重的一支新式武装力量。
以此圈子为资本，袁世凯一面继续充实这支“北洋新军”的班底，一面贿赂权臣奕勖，开始实现以军权控制朝政的野心。
当时，为了应付内忧外患，苟延残喘，清延出笼了一个庞大的练兵计划。袁世凯通过贿赂权臣奕勖，攫取了实施这个计划的权力。他以亲信组成的“北洋新军”圈子为班底，训练出了所谓“北洋六镇”。每镇约相当于后来的师级编制，约1.25万人。“北洋六镇”，共约7万多人。除第一镇为旗兵外，其余5镇骨干皆为袁世凯的亲信和爪牙。他们不是来自小站的随军军校生，就是毕业于保定新开办的陆军学堂，与袁世凯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有极为亲密的私人交情。
“兵为将有”，“北洋六镇”事实上已是袁世凯的私人武装。它虽然名义上属清廷所有，实际上除袁世凯外，谁也难以调遣和指挥。他是袁世凯煞费苦心经营并掌控的军事圈子，是他的血本和命根子。即使后来清廷不惜血本，编练的新军达到14镇，总数约17万人，也没有改变“北洋六镇”居主导和决定地位这一现实。即使后来清廷痛下狠心“去袁”，但仍不能改变袁世凯对这支武装的控制。
一个影响和决定中国时局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集团圈子，在清廷日暮途穷、气息奄奄之际形成，无疑是民族的大不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不惜血本大出银子（1905年911万两，1906年军费开支达到3500万两，北洋新军占了约1／4），军费成为对外赔款之外的最大支出。清廷大练新军，最终竟是反被新军所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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