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家事：成长的背景 雍和的父亲雍文远祖籍四川，母亲时钟霞祖籍安徽。雍和的祖父，据说是个小地主，解放前就过世了。
雍文远是独子，1916年出生于四川达州渠县一个丘陵地带的小山沟，小时候读书一般，但后来发奋用功了几个月，初中时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后来考高中时又考了个第一名，考到成都的一个高中，算是当地的状元了，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雍文远为了读这个书，从渠县走到成都，要走一个星期，把干粮和几个铜板就缝在衣服里，从小一个人独立出门。三十年代末，他在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当局要抓他，他就逃走，去找党组织，甚至还想搞革命拉武装。雍文远 1945年毕业于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1947年，雍文远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1949年7月29日，雍文远被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委派到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校务委员兼主任秘书。1950年8月，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姚耐为院长、副院长，雍文远担任金融系系主任。1958年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就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搞经济理论研究，后来担任政治经济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直到离休。1956年，雍文远就著有《借贷资本利息和货币流通》一书；1985年，他主编出版“社会必要生产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次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一一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1年，他与袁恩桢合著《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1994 年，雍文远和孙怀仁共同主编的（（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雍文远文集》，共收论文三十一篇，涉及《资本论》解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等内容。2008年，雍文远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雍文远现在九十多岁了，和九十岁的夫人时钟霞一起安享着晚年。
雍文远是很和蔼的一个人，没什么脾气，对小孩从来不会发火。雍文远曾有一个老的蔡司照相机，“文革”前给他的三个孩子抓拍了不少照片，在家里、弄堂里，或者是在公园里、马路上，每个小孩各有一本照相册。回首往事，雍和感觉自己走上摄影之路，最早的启蒙可能就是他父亲。
所以雍和从小就对照相不陌生，一年总有那么几次拍照的经历。
据雍和回忆，他父亲在“文革”时被隔离审查，关在单位的地下室。
1967年，雍和十一岁，父亲已被隔离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叫他和哥哥雍同、姐姐雍华一起去见父亲，让他们动员父亲交待问题。当造反派把他们父亲带出来时，雍华哭了，雍和当时还小，还不太懂事。造反派就对雍文远说你还不交待，孩子为你哭了。雍文远“砰”地一拍桌子：“你们不要用这一套来对付我！”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这是雍和印象里父亲唯一的一次发火。雍和小时候想要有一辆自行车，但他父亲不肯，这不是怕闯祸也不是缺钱买，而是担心孩子招摇过市养尊处优，雍和哭着闹着，他父亲就是不答应，雍文远是个和蔼的爸爸，也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文革”以后，国家给他分房子，他也不要，五十年代住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雍文远虽然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却是很低调、很内敛的人，他人生很曲折，可不愿意多讲自己，也不看重功名利禄，在学术界建树颇多，人缘很好，学生遍天下。雍文远是老党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条件不错，雍和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雍和的母亲时钟霞生在上海，曾是上海第五女子中学的教导主任。过去安徽有个大家族一一孙家，和李鸿章是亲戚。孙家在上海非常有势力，是开阜丰面粉厂的，这行当在二十世纪初是“支柱产业”。雍和的外公是这个面粉厂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孙家的同乡，他有六个子女，时钟霞是大姐。后来雍和的外公不干了，自己做了寓公，在当年的法租界高安路住下，雍和现在住的就是这套老房子，算是租用户，产权是国家的。时钟霞家里也有几个人可以讲讲的。雍和的大舅当时热爱文学，也喜欢拍照，自己写剧本，是唐纳、郑君里的挚友，后来上了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从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联合国工作，曾做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机构（WTO的前身）的秘书长，历史上由华人来担任的联合国最高职务，屈指可数，他是其中一个。时钟霞的妹妹时钟雯，退休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9年前就去美国留学了，后来从事文学戏剧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倒台后没有多久，她就带了一个美国的摄制组到国内来拍纪录片《重见天日的中国革命作家》，拍巴金、艾青、曹禺和丁玲，将他们的过去和现状介绍给西方观众，当时许多西方人还以为这些人已经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了。199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时钟雯1976年在美国撰写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该书考察了对元杂剧影响颇大的戏剧传统和曲艺传统，详细论述了戏剧形式规范、刻画人物方法、常见的主题及戏剧家使用的诗的语言等。
多年以前，雍和发现他母亲交往的朋友几乎都是以前的中学或大学同学，尽管天涯海角，她们的友谊似乎从来不会被割裂，而她与工作过的几个学校联系倒不多，只是一些礼节性的交往而已。照理说，同学情谊都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她们之间反而关系更密切，雍和觉得可以想象，母亲年轻时也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害人之心没有，连防人之心也没有，有不少能交心的好朋友，而之后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她变得谨小慎微了。
雍和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雍和说他父母都是脾气好的人，对小孩也不会偏心的，都是平等对待。他小时候很是调皮，和父亲有点距离。雍文远尽管不凶，也并不严格，而总是鼓励他们，对几个子女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放养，也不会特别亲近。在雍和真正成长的时候，他父母正自顾不暇。雍文远经常在外开会、社会调查和闭门著书，在“四清”时也时常下乡，和薛暮桥他们搞调查，或者开理论研讨会，一去几个月。母亲时钟霞“文革”时也靠边站，因为平素为人处事善良淡泊，人缘很好，倒也没有受多大罪。家里几次被抄家，拿走一些东西，包括家里的影集。就是在那个年代，母亲说话还是和风细雨的，只有当雍和调皮捣蛋踢球把别人家玻璃窗打碎时，才会责备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千万要夹着尾巴啊！”雍和在那时迷上了刻剪纸，一张蜡光纸，一把锯条磨成的刀片，刻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虽然是小心翼翼，但总有豁边的时候，这可是会闯下杀身之祸的！雍和玩得津津有味，父母却担惊受怕，为此一本正经谈过一次话，在雍和的印象里，这比砸坏别人家的玻璃窗后果还要严重。那时候，雍和与哥哥、姐姐都是把家门钥匙挂在脖子上，吃饭就在里弄食堂里面凑合着对付。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人事，润物细无声一般，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雍和的未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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