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第4卷 第3期·总第12期）》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旨在从规划的视角探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规律，推进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的发展。本刊植根中国问题，参照国际规范，推进学术研究，倡导人文复兴，致力成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领域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和思想盛宴的召集者。本刊主要刊登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前沿性、开创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反映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介绍国内外顶尖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的研究经历和科研成果，鼓励具有长期研究积累、多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论文。我们期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人居环境专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等，能够在这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汇中外之长”，成百家之言。

    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在这种社会联合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感情的、共同的意志所抑制。社区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重感情、重传统，彼此之间全面了解。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区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不但社区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出现了小城镇社区、大城市社区、邻里社区等多种规模不等的形式。社区博物馆建设最主要的目的是展示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生活的人们，在其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形态，是社区内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体表现。最早使用“社区文化”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梅森（0.T.Mason），他曾把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化划分成18个“社区文化”。实际上，社区文化是文化特质的社区分类，体现为社区内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社区凝聚力的核心，对于人们的心理、性格、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吴文藻（1939）认为，社区文化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的总成绩。美国社会学家桑德斯（Sanders）认为，社区文化存在于语言交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划与特定方式当中（吴晓、魏羽力，2010）。社区博物馆的思想来源于国际社会对社区和社区文化发展认识的深化。早期的博物馆，将社区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但是，进入20世纪，博物馆这一传统职能却开始淡化，博物馆越来越以学术单位自居，而与社区民众渐行渐远，出现重学术而轻社区的趋势。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直到1950年代，博物馆界才开始反省其与社区的关系，社区文化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并将社区发展的过程，看作是社区成员以积极的行动来改造社区，使之更适合于环境和人们生活愿望的过程。20世纪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邻里博物馆”、在墨西哥出现的“综合博物馆”都为社区博物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经验。1960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居住环境建设领域，出现了一场后来被称为“社区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结果极大地推动了居住环境建设中的公共参与和社区合作。由此引发出“社区规划”、“邻里保护”、“社区自助”、“住户参与”、“社区合作”和“社区技术援助”等一系列概念，并得到了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方可，2000）。在这一背景下，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就博物馆的开放问题，发布《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佳方法建议案》并认为：“博物馆应成为其所在地区的知识中心和文化中心”，“各成员国应鼓励发展博物馆俱乐部，并动员年轻人参加各种博物馆活动”（李玫，2008）。
    美国学者芒福德（L.Mumford）对博物馆有着广义的认识。早在1961年，他就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如果说博物馆的产生和推广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缘故，那也意味着，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展，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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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导读
特约专稿
论当代规划师的精神世界
学术文章
君权演替与汉长安城文化景观
论社区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
文化创意园区的非创意现象
台湾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德、法、日三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启示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混合性解析
早期世界城市化探源
澳门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影响
海外经验对新时期国土规划工作的启示
国际快线
日本高速铁路建设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
研究生论坛
影视表征对多伦多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影响
城际铁路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开发策略研究
书评
读《文化中的城市》
评《欧洲的城市与铁路》
评《巨型项目：变动中的城市公共投资政治学》
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法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