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流云，本名刘羽权，沈阳人，从事宋史研究多年，其出版的历史著作《如果这是宋史》系列，是目前市场上最为畅销的白话宋史。

    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
    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
    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
    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也在这时出现，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户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姓岳。

    第一章
    天命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我们都能坚守自我。
    自我是什么？他们至少具体化出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三点之后，还能怎样活？
    或者说，还能不能活！
    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
    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
    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史册记载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以御侍身份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也会自然地亲近。
    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密。
    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后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
    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死时只有三十七岁，陈氏当时更加年轻，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却突然间凋谢了。
    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没多久，陈氏就死了。
    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
    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
    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四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
    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已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犬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却玩出了品味。
    赵佶喜欢的是笔砚、丹青、琴瑟、图史、射御。
    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其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是完美的化身！
    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致来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赵佶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溢彩的焦点。
    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友善。
    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做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
    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
    何况，这人在暗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
    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劳什子皇帝。
    那些不了解他另一副面孔的人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
    这是假的！赵佶确实有书画的才能，但他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
    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凇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骏。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
    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自命清高，尤其当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
    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
    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
    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
    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
    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鹳不是鹤，是鹳不是鹤！”
    仙鹤和人好不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了。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
    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
    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将喜讯停播。
    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
    自命不凡的人，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赵佶某天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
    家丁去了，一个个摊位依次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的神棍型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
    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
    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
    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
    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
    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
    他叫陈彦。
    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
    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五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后，章惇反对，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啸，时而伏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
    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
    第二章
    宋朝的兰花
    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他不仅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
    第一步，尊敬领导。
    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
    他选择感恩，以十九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
    第二步，重组内阁。
    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置，就想破坏传统？
    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
    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
    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
    从此，新旧两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
    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
    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
    同时，此举还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
    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
    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
    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
    可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
    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扬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时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就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时的扒皮章权势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
    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娘家是平民的女人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了。
    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悲情英烈的万世楷模，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息地传唱。
    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
    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
    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决不食言。
    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地去砍。
    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为止。
    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那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
    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
    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
    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
    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
    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
    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
    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
    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
    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
    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
    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
    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
    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
    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
    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
    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
    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
    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
    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
    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
    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
    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
    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
    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
    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
    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
    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
    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
    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
    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
    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
    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
    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
    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
    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
    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
    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
    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
    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
    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
    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
    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
    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
    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
    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
    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
    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
    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
    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
    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
    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
    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
    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
    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
    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
    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
    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
    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
    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
    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
    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
    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
    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
    ——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
    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
    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
    何来伟大呢？
    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
    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
    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
    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
    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
    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
    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
    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
    ……

第一章 天命
第二章 宋朝的兰花
第三章 北宋终结者
第四章 党争养蛊孰为殃
第五章 国之少年
第六章 隐相大人
第七章 疯狂的石头
第八章 神仙大卖场
第九章 永远的西军
第十章 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
第十一章 完颜
第十二章 流散的镔铁
第十三章 海上之盟
第十四章 灭国级蛀虫
第十五章 青溪县的真相
第十六章 燕云梦魇
第十七章 如此复燕云
第十八章 欢呼，灭亡
第十九章 靖康
第二十章 东京保卫战
第二十一章 钦宗式沉沦
第二十二章 烈日骄阳，男儿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