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征伐高句丽前夕，由于官方舆论鼓动和民间因过去的创伤持续发酵，唐人对高句丽的看法已相当负面。当时出现自愿以私装从军，“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集团认知心理，也显示出唐朝舆论宣传的威势及民间对高句丽的同仇敌忾。应该说，为前隋复仇的群体心理趋向，使此一时期唐人对高句丽的认识趋于极端，高句丽自身在与唐朝交往中有违藩属国本分的行径，也为唐人的认识趋向提供了口实。唐军进军建安城下，抓获高句丽莫离支派出的间谍高竹离，其人长途跋涉数日不食骨瘦如柴，唐太宗命赐食并放回，云：“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
可以看出唐太宗为了鼓励士气，并不看重高句丽的应战，对战事最终胜利也是意气满满。贞观十九年征伐战争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唐太宗也发出“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感叹，足见唐太宗对高句丽的看法已相对实际和深入。安定乌氏（今甘肃泾川）人梁基参加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争，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死于善山（今朝鲜善山），他的墓志中赫然写道“近以东夷小丑，暂阙朝仪，圣上方命将徂征”，而此一时期关联墓志中如此语句很多，足以体现七世纪中后期因双方兵戎相见，中原百姓对高句丽的认识极趋负面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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