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邓玉麟回忆，“居正同志（湖北广济人，曾任共进会内政部长。）建议蕲州三角山某庙内，有贴金菩萨一座，若将此菩萨取来，刮取金屑，可充会内经费。玉麟、孙武商诸焦达峰，回湖南带二人来鄂。某日玉麟偕焦达峰带来二人，同至三角山。是夜天大雨，入寺，将菩萨上半身用斧砍下，计重20余斤，负之而走。行之天明，在途中遇蕲州差役，将半身菩萨金块拿去，幸未拿人。当时回汉，再想办法。时有刘仲文（刘公），由家带有铜元若干到汉，玉麟、孙武往访，刘谓现时仅带铜元若干，乃回孙武家中计议，卒以需款火急，玉麟再去找刘，当时交给铜元58串取回，暂行维持。”
刘公原籍襄阳，刘家是当地三大富室之一，其叔又在京里当官，自然财大气粗。刘公在日本时常对人说：“君等努力革命，费用我想法子”。
既然刘同志为了革命事业这么慷慨大方，同志们也就把他当做“钱垛子”而毫不客气了。刘公去年回国后，一度在家养病，最近才来到武汉。
正在党人为“钱紧”而发愁的时候，刘公的老爸给他汇来5000两银子，让他去北京捐个道台当当，为刘家光宗耀祖。
刘公把这事告诉了和他住在一起的杨玉如。50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杨玉如、邓玉麟和孙武哥几个一合计，就想出一条妙计。
一天，两个清军宪兵来到刘公的住处，拿出刘公编印的《革命方略》等秘密文件对刘说：“现在新军中革命组织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行将发难，只苦于经济困难，不能及时发动，闻君汇来白银五千两，北上捐官，想不是君的本意，如能把此款乐助为发动革命之用，其代价何止一个虚衔道台；否则我将持此证据告发，则君将捐得的红顶，先要戴在我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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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满楼（独立作家）
1911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里中国走向了持续几十年的革命之路。《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清晰勾勒出了历史的脉络，为我们理解这个转折点打开了一扇饶有趣味的窗户。
——押沙龙（著名网络作家、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