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感
俄罗斯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北京人艺召开研讨会以示纪念，说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北京人艺的关系不一般。众所周知，北京人艺建院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奋斗目标，要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办一个“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而选择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原因，主要还是当时剧院的几位创办者，都能认同斯氏体系的理论。焦菊隐是比较早的研究斯氏体系的专家，年轻时就曾翻译过丹钦柯所著《文艺．戏剧．生活》以及契诃夫的戏剧集：曹禺在国立艺专时，也曾与斯氏体系有所接触；欧阳山尊和赵起扬在延安就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他们四个人不约而同要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榜样，绝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性的要求。这种要求王要表现为他们把统一创作方法看作是实现理想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当时的北京人艺，虽然只有六十来个演员，却曾经分属大约二十个戏剧团体，且不说表演能力高低悬殊，参差不齐，即使表演方法、表演观念也是五花八门，大柜径庭，其中信奉形式主义、自然主义的人，不是个别的。
也许，斯氏体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要统一，就统一到斯氏体系上来，“因为这个体系是现实主义的、科学的、已经显示出有巨大生命力的表演体系”。这种认识所以发生的原因，显然要到斯氏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去寻找。按照郑君里先生的说法，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演员在表演艺术的探索上开始接触到斯氏体系，并为之倾倒。那是一个救亡和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在戏剧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升华的“政治感”。最近在《中国艺术报》上读了斯氏体系研究专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翻译者郑雪来先生的访谈，他还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他讲到梅耶荷德与他的老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分手的原因：“1905年，俄国革命时，梅耶荷德还在搞艺术形式实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在全国力量觉醒的今天，剧院不应该也没有权利为纯艺术服务，它应该响应社会的情绪，向社会说明这种情绪，成为革命的教师。’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番讲话后，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分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梅耶荷德的分手是否还有更多的理由，我们暂且不论，但必须承认，斯氏体系的现实主义身份，以及它所高扬的、以“人民崇拜”或“群众崇拜”为标志的民粹传统，使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进步戏剧人一直视其为进步戏剧理论的正宗，并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时，人们寄希望于戏剧的，首先不是审美，而是“思想的引领者”，是对于社会、人生的正确认识和表达。
不过，斯氏体系后来的遭遇，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不可以一言以蔽之。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副总监斯梅梁斯基教授在谈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斯氏体系那些年的遭遇时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个人崇拜，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流派，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这样，舞台艺术就成了一座荒原，在这荒原上有一座山，山顶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被称为神。宗教也许需要这样做，但艺术不能这样做。当新的时代到来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有争论的对手，他们的地位都重新恢复了，我们把过去的档案都公布了，把活生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展示给大家，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恢复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样，活的、真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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