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本土音乐文化 本土音乐文化是形成粤乐的根，没有或脱离这个根就不会诞生粤乐。随 着考古和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以及近现代许多学术文献的论证，早在十二 万九千年前，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就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创造出本土音乐文 化，并在漫长时日中逐步创造出富有活力和鲜明特色的岭南文化。诞生粤乐 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温暖，阳光明媚，雨量充足，四季常青，稻薯三熟 ，蚕丝七收，农渔丰盛，物产富饶，工商业繁荣，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优越 ，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又是一片具有悠久音乐文化传统的沃土。
在古代岭南，先民们已创造出当时盛行的打击乐器铜鼓。古代南方民族 将铜鼓作为礼器和权力的象征。因其声传广远，故又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铜 鼓被先民视为吉祥之物，平时妥为保存，有隆重节日庆典或婚丧礼仪才击鼓 而舞。铜鼓可单独敲打，可配以木鼓、象脚鼓、锥锣、铙钹、竹拍板等合奏 ，也常为舞蹈伴奏。《羊城古钞》和徐松石著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均 有古代岭南流传铜鼓的记述，并考证出“铜鼓不是创自天竺（即印度）”， 岭南流传的铜鼓乃是“广州俚僚所铸”。
早在西汉惠帝刘盈在位（公元前194一前188）时，越骑将军张戍（南海 人）之子张买，精通音乐诗歌，年幼时就善唱“越讴”（用粤语唱的民间歌 谣）。在明代欧大任的《百越先贤志》卷四及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均 有“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的记载。在《广州府志 》中，也记有唐代南海郡官宦之家蓄有家班“散乐”，“盛饰声伎”的实况 。据《文献通考》，宋代“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 令教坊习乐艺，赐名筲韶部，雍正初改日云韶部”。明洪武三年（1370）， 曾任工部织染局使的孙蒉，曾有“望部门讴吟为粤声”的记述。在孙蒉著的 《广州歌》中，对广州的娱乐繁华景象作了这样的描述：“闽姬越女颜如花 ，蛮歌野曲声咿哑。岢我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 夜月满江闹管往。”民间节日及迎神赛会中的文化活动，就更为普遍，如位 于广州城北的楼船将军庙，“岁为神会，作鱼龙百戏，其相睹戏，箫鼓管弦 之声达昼夜，其相沿由来旧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广州城外西角楼 一处游乐地方也有记述：“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 者鳞次为家。”珠江三角洲地区音乐文化及娱乐事业的繁荣，既为粤乐的诞 生和发展提供了营养，又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有重大发现。
就音乐文化而言，有三套青铜乐器：编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勾耀 一套8件。每件均刻有铭文，并刻上“文帝九年乐府官造”。这套远在公元 前129年由南越国宫廷乐府在广州铸造的勾耀，做工精细，音色纯美，音阶 排列准确。据专家测音显示，这批青铜编乐基本是以十二律定音。勾耀和编 钮钟还可以通过调整融击角度，一钟可发出不同音高的两个音，两音之间的 关系为小三度，称为小三音。该墓还有编磬、琴、瑟等多种乐器出土，反映 出在两千年前，南越国已有相当规模的宫廷乐队，也说明当时已有编磬、琴 、瑟等乐器演奏。
古琴和古筝在岭南也颇为普及。古琴更是代有名家。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出现著名古琴演奏家侯安都（518—562，曲江人）。南宋祥兴元年（1278 ），宋帝爵携皇宝流离到广东新会崖山，也把古琴文化带来广东，相传《古 冈遗谱》就是当时留下的琴谱。清道光年间，新会人黄景星（？一1842）把 《古冈遗谱》中部分琴曲与另外传谱琴曲50首整理编成《悟雪山房琴谱》， 现存有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传世。继黄景星之后，又有中山市的郑建 侯、广州的容心言等有影响的古琴演奏家。广州的古琴音乐至今仍颇活跃， 成立有古琴研究会，拥有本地独有的演奏曲目，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成为 我国古琴音乐中的一个支系——岭南琴派，并代有传人。
岭南地域历史上曾出现许多著名音乐家。仅番禺市何滋浦从整理其家祖 存典籍而辑录编成的《粤韵寻源》，就记载了一批有成就的音乐家或详或简 的资料。兹转摘数人于下： 黄佐（1490—1566），今中山市人，字才伯，号泰泉，明正德十六年（ 1521）进士，广东文献学者，也是音乐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他用了15年时 间潜心研究音乐及其家祖藏的《乐杂记》后，写下有关音律理论的《乐典序 》和《审乐第六》两篇著作。在他的著作中，还谈及磬的铸造，铜、铅分量 的配比对音律的影响，并用很长的篇幅论述《易经》与古乐的关系。“他常 示门人以所制琴、瑟、钟、磬、管、箫、笙，分官商以唱和”为检验自己的 乐论，他把自己的学生组成一支实验乐队。由此可知，在约500年前，珠江 三角洲地区即出现类似于民间乐社的组织了。
黎遂球（1602—1646），番禺人，字美周，明末抗清英雄。广州人为了 纪念他，把他读书的地方濠弦街更名为豪贤街，沿用至今。1627年，番禺乡 试出了一道《圣人作乐化之盛》的考题，黎遂球把答卷写成为一篇乐论，颇 有见地。
陈子升（1614—1692），南海人。他和哥哥陈子壮、父亲陈熙昌都是岭 南著名诗人、爱国志士。陈子升不但精于古琴，还善于吹箫和击磬。他的诗 《大历琴并序》中有“予蓄古琴十年，不知断自唐代”之句。后人将他的诗 作辑录出版，即《中洲草堂遗集》，书中有关音律的诗句俯拾皆是，有些诗 句是直接描写他本人摆弄乐器的。他作的古琴曲有《况操》、《韩山操》、 《水东游》等。他也是个昆曲作家，他对吴语、吴歌、昆曲熟悉的程度，连 作为专业人士的梨园子弟也大为惊叹。他创作的昆山腔曲子流传至今的仅得 13首，名为《岭歙》。
王隼（1644—1700），番禺人，字蒲衣，诗人，琵琶演奏家，能谱琵琶 曲和创作昆曲。他除著有《大樗堂集》12卷外，还著有《琵琶楔子》1卷， 是“取古人词曲之佳者谱入琵琶”（可惜这些琴谱今已失传）。《清史稿》 有对王隼的简述。又有《胜朝粤东遗民录》载：“隼性嗜音，能自度曲，作 昆山腔以寄意。”“纳徐氏副室，教以琵琶，”与“仁（隼婿）依而知之， 瑶湘（隼女）吹洞箫以过节，每夜阑人静，声发众庐中，里人侧耳听，不敢 近，惧其近而辄止也。”上面记述的就是一个350年前的以王隼、别室（妾 ）、女儿、女婿一家四口的有弹有唱的典型家庭“私伙局”。
陈澧（1810—1882），番禺人，字兰甫，人称东塾先生，著名教育家和 精于乐理的古琴家。他在音韵学方面卓有成就，有较多的著作传世。现时某 些大专院校文科的课本，也有引用他在声韵方面的论点。他的主要论著有《 三统律详说》、《述乐》、《琴律谱》等，还有《声乐通考》10卷，评考了 古今声律。
对音乐有建树的著名学者，还有方殿元、张维屏等一大批人，这里不一 一列举了。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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