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局限，但我们仍然可以关注到，中国电影的发展没有囿于作为赚钱机器的角色。而电影之所以没有一直被当作营利手段，就在于它的大众媒介的特性迟早要显示出相应的社会功能。伴随着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电影发展的面貌持续性地得到改观。这期间，最为关键的变化，是早期电影人开始逐渐关注，并有意识地将民族意识融入电影的创作与拍摄中，运用电影所形成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教育与发动群众运动的平台以及制造社会舆论的场所。上述功能在中华民族时局遽变的历史时期被刺激放大，进而推动了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发展，重视电影承担公共领域功能的认识也从早期的零星随机实践逐步发展为自觉的行为。这使得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的公共领域从萌芽到崛起的速度也很惊人。再者，各种社会力量在此时已经深切认识到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并纷纷介入对电影传播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争夺，这一过程成为电影公共领域持续成长的表征。
但从总体上而言，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公共领域还很不完善，虽然逐步形成了商业资本和意识形态等力量角逐博弈的综合权力场域，但作为整体的民族电影对于现实生活的介入仍显得不够成熟，碍于生存的行业压力反复在所谓“娱乐片”的制作和放映中抬头，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尽管如此，早期中国电影建构其自身为公共领域的趋势，体现了电影开始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努力。迫于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则相应放松了意识形态话语上对电影发展的钳制和操控，这也使得公共利益更为便利地扩散和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场域，推进了电影公共领域的成长。而这样一种电影公共领域成长较好的社会环境，反过来促进了民族电影大发展的实现。它不仅改变了先前电影未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窘迫局面，推动实现了民族电影业的发展高潮，而且也提高了民族电影业与电影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为此后电影在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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