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像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到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能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从未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真像她家办喜事一样！晚饭后，大院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像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肃条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
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戴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施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工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虎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呵！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像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说！”“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邓拓是不是你们的后台？”“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掀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住在大院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过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这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像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完事了？”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步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怏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院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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