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 其他教育政策和相关政策
“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资助体系的建立和扩张、持续的学费控制，这些政策无疑都有助于降低教育的不平等性。不过很多不直接针对教育的政策也可能会影响教育不平等。比如Deng和Treiman（1997）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证实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的社会阶层和儿子的教育水平相关性很低。Zhou，Moen，Tuma（1998）研究了1949-1994年的教育不平等发现，父亲的教育以及社会阶层对子女的教育有影响，不过影响的方向和幅度随时代变化很大，特别是中产阶级或者有不良政治背景的阶层。其中，改革开放后，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大城市的家庭在教育上受益最多。这些说明政治环境、经济政策都可能影响教育不平等。有一些文献直接比较了不同制度下的教育不平等性。比如Shavit和Blossfeld（1993）比较了欧洲13个国家的教育不平等之后，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市场导向为主的工业国家在教育平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别。这说明教育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比社会制度更为重要。
另外，和教育相关的财政体系也非常重要。各个地区以及城乡差异的一部分可以由各地经济上的差异来解释，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开始提倡财政分权，强调要调动地方政府的财政积极性，在教育方面就表现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负责收集教育资金并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不平等快速扩大，教育投资上的地区差异也就随之而来（Cheng，2003;W。ng，2002）。Park.H和Wang（2003）用自己收集的县级、村级以及学校的数据衡量了农村地区教育投资的不平等。他们发现，在1993-2000年间，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教育投资存在不平等，但并没有扩大的趋势，另外他们还发现县内村之间的差别比县之间的差距小，县之间的差距比省之间的差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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