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林，英国桑德兰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

　　《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以系谱学为视角，考察和论述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为宗旨、以跨学科及反学科为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其主线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基于学理建构与社会诉求的耦合、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互动而形成、发展及播散的过程。以霍加特、霍尔等先后求学或任职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为代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超越了在它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与它大致同期的美国大众文化批评，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造就了已然在全球受到高度关注的作为一种“后学科”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堪称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心，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可谓文化研究的代表。“重返伯明翰”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证明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形塑文化研究学科史书写范式的手段，促成我们更加有效地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的手段。

　　第一节  中国文化研究：问题与出路
　　市场经济主导地位在新时期中国的逐步确立，已然使中国的文化现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1990年代以降曰益勃兴与繁荣的大众文化，逐渐进入了人文学者的视野。“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建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人文学者因此从1980年代的“启蒙者”抑或文化建构者的中心走向了1990．．：代的被边缘化，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换言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1980年代的批判利器集体失灵，以及伴随后现代主义旋风而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遽然兴起，合力使中国大陆人文学者的既有批判性意识形态遭到了排斥和被喜剧化，“不再能分享那种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精英幻觉，从而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由于文化危机的消除“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间”，诸多人文学者在1990年代初陷入了短暂的集体性“失语”之中。首先走出“失语”状态的，是那些素有强烈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的学者；他们对自己进行一番调整之后重新活跃在了社会批判的前沿，造就了一浪又一浪旨在收复所逝去的文化空间的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一般产生在社会的转变时期、历史的转折时期。当时，社会和历史都发生了大变动。原来的许多社会意识形态已不能和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于是社会上的各阶级或阶级中的某一阶层的代表人物就起来倡导某种思想，企图适应或者抵制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如果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该阶级、该阶层中部分人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确实掌握了一部分群众，并在和别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潮流，这种思想也就在这个变动了的时代和历史中成了社会思潮。
　　新时期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比如“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无不关涉着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极大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人文学者的思想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最终催生出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种研究范式的文化研究。具体地讲，首先，诸多新时期人文学者都有一种显在的“文化情结”，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恩之中；受马克斯·韦伯（Maxwebm）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他们把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把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先进”的西方文化之上。或者借用楼宇烈的话来讲，“有些人甚至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按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模式才能走向现代化，而东方文化则是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在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这样的一种视西方文化为优、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思维模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时至今日仍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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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节 中国文化研究：问题与出路
第二节 文化研究史书写概说
第三节 英国文化研究关键词

第一章 择取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第二节 新左运动与成人教育

第二章 形塑研究范式
第一节 文化主义思想的传承
第二节 文化主义范式的显影

第三章 开启学科化进程
第一节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
第二节 伯明翰学派的浮现

第四章 迎接理论化时代
第一节 英国新左派内部纷争
第二节 结构主义作为干扰
第三节 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论争
第四节 文化研究的后学转向

第五章 范式转型再出发
第一节 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传统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 伯明翰学派与葛兰西工程
第四节 走向接合理论
第五节 形塑文化唯物主义
余论文化研究的播散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