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国家鼓励电视商业化发展的重要措施，由于经营的成败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传媒有了投身市场的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办的城市台和随后开播的经济台，不要政府拨款，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经营。1987年中央台第二套节目确定了经济节目的特色在全国上星播出后，开始了栏目承包、有偿服务的栏目经营尝试，《星火科技》、《农业教育与科技》、《人口与计划生育》三个栏目，分别由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国家计生委出资制作，中央台只负责播出，这是最初的栏目承包；中央台二套在《综合经济信息》栏目中设立“收费”节目，地方转播台介绍的广告和收费信息按比例与中央台分成（郭镇之，1997：54～55）。同年上海电视台对一台、二台实行分台体制，在电视台内部引入经营竞争，二台的做法更接近商业电视台（郭镇之，2006：272）。市场对信息的需求激发了电视自身信息功能的觉醒。
随着经济向市场的转型、计划放开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四级办”政策下电视台数量扩张，政府无法维持对电视媒介的巨额财政投入，电视逐渐失去了来自政府供给的物质资源保障，电视媒介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另外，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使电视媒介发现了信息传播产生的巨大潜在利益，于是对于政府和媒介来说，“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都是一条获得解脱的路径。在鼓励媒介从事商业经营的政策激励下，电视的信息属性在市场的交易成本得以减小，电视媒体可以合法进行广告经营，广告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上升，由于经营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传播行为和由此引发的利益行为日益紧密结合起来。当电视媒介不再仅仅是依附政治权力的工具和喉舌时，信息传播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将会促使媒介寻求更多的商业利益。
小结：此节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向和电视媒介经营体制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国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的总体影响。
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了传媒内容、功能的变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发展整体目标下，传媒的党性、人民性获得高度统一，促使了为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内容成为主导服务类节目发展的方向。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家庭远离政治而转向世俗的物质生活，转向对日常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的现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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