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传播的实质不仅仅是介绍“我有”，更重要的还在于沟通，达到“你知我有”“你我共有”；而沟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与认同。所以，这样的文化“大礼包”虽看起来内容丰富，价值可观，却难以保证接收者能从中会意真切足实。数据显示，1900-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卢萍、宁霁，2012）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事实表明，这些文化大礼不但没送出去多少，而且打好的“礼包”似乎被接收者束之高阁，没有真正打开来消受享用。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文化犹如矩阵，是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立体系统——它的表层由物质形态构成，体现为对象化劳动的物质成果，如衣食住行、生产生活资料、形态具体的人文环境等。它的中层属于“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雕像的意蕴；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里的人的精神产品，社会理论宗教神话学；人类精神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等”（覃光广等，1988：197）。文化的核心层深藏于内部，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
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物质层面是最活跃的因素，变动不居，交流方便，因而最易被传播，容易为交流双方建立共性基础；弱点是容易流于表面，深刻性不足，传播因子个性不突出，导致传播潜力与持续性不强。而文化的心理层面最为保守，同他者的区别性最强也最深刻，是文化类型化的灵魂，故而最不易于传播；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其传播意义却最大，传播的文化价值最高。许多传播活动难于触及到底层的“灵魂”，从而失去了一部分、也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文化意义。
典籍传播无法让文化“触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汉语经典外传中的语言属性这个核心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传播参与者未能深入挖掘作品中的语言价值。我们知道，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符号，还是文化精髓、价值观念的书写者。“语言因指示世界而存在，世界在语言认识中再存在，语言不仅是世界存在的一个本体，语言甚至就是世界存在的本体。”（蔡龙权，2012）语言本身便与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相对应。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洪堡特著、姚小平译，2001： 29）。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民族思维活动形式的凝结。“”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洪堡特著、姚小平译，1999：72）既然汉语传统文献经典的本质就是语言产品，而且文化的立体内涵就蕴藏在字里行间，对外传介这些作品当然也应该把语言的传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其语言属性理应成为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二 汉语传统文献经典的语言属性及传播意义
汉语传统文献经典本身有着天然的语言属性，即语言产品的经典性、符号性、工具性、高度文学化等属性；在其传播过程中，又产生了语境多重流转与反复适应性、超时空性、社会发源性等突出特征。我们不妨将汉语经典外传具有的语言属性析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
（一）静态的语言属性
静态语言属性所描述的汉语传统文献特征，集中反映在汉语作品经典化的形成条件上，这些条件同时构成了其语言属性的主要构件，代表性成分包括：
1.语言产品的经典性
汉语经典文献最突出的本体特征就是文本的经典性。汉语经典作品往往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故而有的成为文化”元典“；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享有较高的知识权威、艺术权威、学科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历代读者和社会群体不可或缺的学习范本、史籍资料；通常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经过历史考验之后沉淀下来，又具有相对固定的普适价值的语言文字作品。汉语成语、语言表现惯用手法（如赋比兴的修辞手段、引经据典的传统）、生动的语言素材等，绝大多数都出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文学名著等传统文献作品中长期固化下来、文化价值较高的语言形式和文字产品。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