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含义的变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一切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曾被从技术的角度上作简单的理解。现代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工业、市场和城市表现出来的，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发展起初就是个（经济或GDP的）增长问题。然而随着世界各国尤其“南方各国”走上发展的道路，人类学的思考被越来越多地带人讨论，增长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在不同国家里，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文化因素相关。反之，已有的增长都是发生在西方国家里的，这里的增长只是在他们特定文化历史中的一种探索。经济增长有不同的道路。在跨文化背景下，增长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印度籍知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选择与发展理论是近年来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的一个代表。他强调以“自由”定义“发展”。自由是用“可行能力”（capability）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单纯的“收入”界定的。①在阿玛蒂亚·森那里，可行能力即参与发展（首先是经济活动）的实际能力，它往往通过教育形成，并由医疗条件加以保障。生活质量不仅强调充分的物质消费，也强调幸福感。这样自由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政治权利或一般意义的行动自由，而是可能成为经济学加以观察与探讨的对象。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发展就是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抽象地说，现代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次大变革，经济增长同时促进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必然促进人类文化的变化。这样，传统国家不断向现代国家转型。所谓传统国家就是更多依靠暴力或专制进行管理的国家，而现代国家则是更多依靠契约和协商进行管理的国家。在现代国家中，与政府同时相伴而行的还有媒体和公民社会。
现代国家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公民国家认同与凝聚力形成的过程，是国家管理体制不断创新调整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时生成、相互调节的过程。这时，经济基础单方面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国家的发展必须能实现全面统筹的发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也许还有生态）各个维度都必须在变革、调整中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国家结构的复杂性要求全面协调整合，要求在功能运作上有效率与可持续。这就是发展对上层建筑、国家制度层面不断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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