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辩论的起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本小册子《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当时在纽约《工人报》上全文刊载）。这本揭露俄国无政府主义阴谋家巴枯宁的书出版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感到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世界揭露一个自己的同乡，丢了俄国人的面子。于是在他办的刊物《前进》上指责说，这本小册子里充满了“私事”，而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议后，由恩格斯执笔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文章。恩格斯承认私事和私信不应公开这一隐私权的原则，接着他说：“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他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他两个宠姬的私事、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和她情夫的私事为例，指出：“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伊萨帕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供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回到巴枯宁的阴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上，恩格斯接着反问道：“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作‘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全集》第18卷，第591页）
在这里，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论述扩展到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一一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当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能回避的内容。不打不成交，拉甫罗夫后来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好朋友。显然，他也接受了恩格斯在辩论中对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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