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倾向认为，市场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结构调整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要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7）认为，优化行业投资结构主要靠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管理而不能依靠短期调控。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结构渐变中市场比政府对结构的选择更有效率，这也正是我们在非公共领域放弃多年的部门比例计划管理的原因。政府在精确把握最优结构上的力不从心，使多年来政府主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贾康（2010）从经济运行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具体事项不一定能看得很准，推进结构优化调整往往只需要政府给一个导向、法律给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再加上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和运用，比如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补助等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在竞争中优化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贾康还指出，政府要想把自己的投资做好，它应该把握：第一，不论是经济的低迷期还是经济的高涨期，政府都首先要有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尽可能给市场有效运营提供基础设施支撑。第二，周期的不同阶段上力度掌握确实需要有所不同，经济高涨期发力的空间比较小，而经济低迷期发力空间比较大，这时正是要通过政府的介入更多地做一些想做、应该做但平时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正好是配合扩张政策把基础设施建设往前推的时候。
吴敬琏（2010）指出，在对2003年四季度以来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当时主流意见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许小年（2009）则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政府政策的反向操作，结构性问题比过去更加严重，投资率比过去更高，消费率进一步下降。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到现在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比以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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