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德之际，国家财政亦不丰给，官本钱的运作却反而有扩张的迹象，《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建中二年（781）五月敕：
宜令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量给俸钱，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须干力什器厅宇等，并计料处分。
所谓“置本收利供厨料”，是否仅指食本，并不确定，因为其他非关厨食；的几项，同样也计利处分。如前所述，公廨本与食本有交替互用的情形，而德宗之目的也止于足用，殊无意于区分各料之用途与所属科目。但由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的建言中，可以看出诸色官本合计之可观数量，其论之曰：
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厨料、什器、建造庭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
……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
俸钱各准品秩给，与息钱无关，息钱用之于干力、厨料等项。唐代置官本钱，皆以诸司大小闲剧或宠异程度而定，并非全然一律。代宗厚与书院、国子监食本，也不过三千贯或万贯，德宗初就拟与待诏官二万贯本钱，手笔之大，令人咋舌。唐政府在税赋不足供费时，仍不惜与诸司高额本钱.应该就是看中其一次置本，生生不息的特色，认为此后国家不需再编制预算，拨款供给各项杂支。毕竟军国之用，名目正大，数量极巨，自不适合用息利法来取给；至于厨料等细目，虽不可缺，却也不足观，何必耗费税赋这样的珍贵资源！
沈既济建言中提及，“当今关辅之大病，皆为百司息钱”。息钱收利，固不仅于供官厨，而供官厨已渐为后期之大宗。沈既济以关辅大病视之，盖官府置本已为在京各司之常制。以代、德之间的几个事例观察，京司食本或诸色本钱似有大幅增加的趋势。然而，本钱出举必须在政局安定下进行，否则利息收不回来，本钱也势必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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