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发展阶段日本财政支出的总体变化
1.战后复兴期的日本财政支出变化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对重要物资的价格补贴等）来促进生产恢复。1947年春，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压低煤炭、钢铁等重要物资价格，对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差价向生产商提供补贴，以此促进整体生产恢复。与此同时，财政出资给复兴金融公库，使其为重要产业提供融资。因价格补贴数额庞大（1947年占到当年预算的1／4）以及战时债务偿还压力等因素，财政连年收不抵支，依靠发债、央行购买赤字国债和美国援助解决，通货膨胀持续高企。1949年，美国派出的经济财政顾问约瑟夫·道奇开始推行道奇路线，要求平衡国家预算以降低通胀、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减少政府干涉范围、解散复兴金融公库，并相应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其中包括实施“超均衡财政”，削减价格补贴和其他补贴、最终全部取消之，实行行政机构改革，将各省的部、局数目削减30％，大幅减少公务员人数等。同时，根据“夏普劝告”实行了以所得税和直接税为中心、对产业优惠的税制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其中，财政分权改革内容包括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要求地方承担更多的义务教育和卫生支出，削减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等。
整个战后复兴期，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从1946年的1152亿日元增加到1954年的10407亿日元，年均增长31.7％；同期，特别会计支出从1782亿日元增加到15220亿日元，年均增长30.7％。考虑到当时的高速通货膨胀，1945～1949年，日本批发价格指数从年同比增长365％到50％，这段时期的财政支出实际增速实际上是负数，低于GDP的实际增速。
从另一角度看，高速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大了道奇改革前的财政补贴负担、增大赤字和赤字国债发行及偿还压力，另一方面还会加大纳税人逃税的道德风险，形成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道奇路线和夏普劝告的实施实际上打破了这一恶性循环，为此后经济和财政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2.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财政支出
在战后复兴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的基础上，日本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问题得到解决。受产业部门精简策略（引入新技术、加大设备投资、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和内涵型发展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消费升级、城市化等多种因素推动，从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期。税收大幅增加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成为政府扩大支出和减税的财源。
在为产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的同时，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扩大了公共事业投资，以充实产业基础设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与此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投入，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应对产业发展升级的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日本为应对大量战后伤残军人、军人遗属、失业人员的社会问题，先后建立了生活保护制度、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初步构建起社保体系框架。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为缓和社会矛盾且在欧洲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大社保范围、提高社保标准、充实社保内容，真正实现了全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建立了儿童补贴制度和老年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这段时期，社保财政支出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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