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财政再分配是集中剩余产品再分配，但我们看到更多是他们连必要产品也要剥夺。一些统治者贪欲无限，自己要吃得更好，就忘记了人民也要吃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民也在不断奋起反抗，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发生了600多次的农民起义，他们把“均贫富”写在自己斗争的旗帜上。埃及的石头柱子上至今还刻写着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大地像陶钧般翻倒过来”。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清代末帝溥仪的逊位诏书写道：“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原以为“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天子君王，直到历史的最后才明白天命其实就是“人心所向”。
统治者貌似很强大。秦始皇一统天下，创造“以天下奉一人”理论，“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二十倍于古，”以为可以二世三世递万世而为帝，结果二世而亡。多少大帝国，冰消瓦解，顷刻之间。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多少自以为君权神授的统治者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虚弱的，但也可以是高贵的。我们看到伟大的佛陀为了大众脱离苦难，放弃优越的生活，苦行参悟。中国古代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为哀民生之多艰而长太息以掩涕。曾任英国海关高官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严厉谴责了将政府财政仅仅理解为纵容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渠道攫取财富的行为。出身贵族，承袭伯爵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实业家罗伯特·欧文在自己的工厂进行了社会主义实验。美国创建者之一，弗吉尼亚最富有的产业主罗伯特·卡特释放了自己继承的四百多名黑人奴隶。领着高薪的中国大学教授李大钊努力“研考民生凋敝之原”。
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努力财政改革，不断探索着如何实现财富分配的均衡。历史早期更多设想从分配土地来达到均财富的目的，如秦之授田、汉之限田、魏之屯田、唐之均田。古代希腊、印度、罗马、日本等诸多国家都曾经尝试过国家授田制度。而中后期则更多利用财税手段来实现公平正义，如唐之两税法、宋之方田均税、明之一条鞭法、清之摊丁入亩，都是希望按照资产多少作为纳税的依据，实现社会公平。而在欧洲大陆，荷兰人发明了遗产税，英国人发明了所得税，德国人发明了累进所得税。人类对财政和财政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冲击下，亚当·斯密开始建构公共财政学的理论框架。面对圈地运动后陷于赤贫的农民和社会动荡，英国颁布《济贫法》，国家介入分配，用征税的办法向流离失所的贫民实施救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凝聚民心，谋求发展。在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的工业文明综合症的躁动中，美国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进入“进步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改革在无数惊涛骇浪中不断走向民生和公平，到现代，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什么政体，什么意识形态，都不得不确认财政具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职能，在一些国家还把这样的职责写入宪法。
个体的生命很无常，很短暂，我们无法把握。我们却能把握更长远的历史，我们子孙的生活和命运。就像我们的远祖们，似乎已经走了很远了，但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开创的公平分配的理念，他们创造的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一直存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内在地规定了财政发展的方向。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曾经笑话英国财政部的原始落后，到19世纪还在使用账板（tally-。tick），一种在木片上刻齿的最原始的记账方式（1826年前英国财政部使用的账板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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