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如同胡成中、鲁冠球一般，多数人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创业之初注定鲜为人知，而之所以被历史提及，缘于日后的辉煌。
1978年，却也注定不只是企业家们发迹的开端之年。这群先知先觉的人物中，或许唯一算得上“大人物”的只有荣智健。日后，荣智健的功成名就为人们津津乐道，也成为官方与民间理直气壮论证改革正确性与必要性的一个有力佐证。
荣毅仁长子荣智健选择南下香江，迈出了延续荣氏家族神话的第一步。尽管他一再声称，“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名望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但是，有父亲这块金字招牌，荣智健注定将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
有人称，荣智健是中国的最后一位贵族。
1942年，荣智健出生于上海。7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资本家从天堂坠入地狱，命运为之改变。而荣家顺应时代，捐出万贯家产，“纺织大王”、“面粉大王”的虚名摇身转化为崇高的政治荣誉。
荣智健则在此庇护下，进入天津大学电机系。
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荣家已不复昔日风光，但“荣公子”的大学生活仍令人艳羡。据他日后回忆，“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
当时普通学生连馒头都吃不上，荣智健却可以请客吃排骨。
日后荣智健在香港发迹，骨子里的贵族做派死灰复燃，生活之奢侈令人侧目。他不像大多本土富豪那样热衷于豪车，而是像英国老牌绅士，喜欢物色豢养名马。2000年，他甚至花3亿港元购入一架私人飞机。
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到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基层锻炼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荣氏家族横遭磨难，荣智健也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从未经历的事情，“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
6年后，30岁的荣智健重回北京，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所。这期间，荣智健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终于有机会静心聆听父亲的经商之道。香港故事
1978年，荣毅仁得以平反，荣智健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荣家再次有了重现政治与经济荣光的可能。荣智健对科研和政治均不感冒，且很多在外的荣氏子弟都在商界打拼，这让他有了经商的打算。
反观此时内地，荣家资产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所剩无几，荣智健要白手起家并非易事，倒是香港成了最好的选择。在那里，荣氏子弟已经打拼多年。
当年6月，他只身一人，只带着简单行李和一张单程通行证，到了香港。
荣智健变卖了荣毅仁的股份，获得600万港元。这笔资金，成了他与堂兄弟合资成立“爱卡”电子厂的本金。这家工厂主要生产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产品制造完成，再回内地贩卖。
轻工产品恰恰是当时内地最缺乏的商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学习、效仿前苏联，经济建设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日化轻工业相当薄弱，这给起跑期的荣智健们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加入此行的竞争者日益增多，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国人已可以用积压的此类产品换苏联的飞机。
荣智健最初的顺利，正是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轻工业。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获准“内地贩卖”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有了先天的背景优势、后天的现实情况，荣家的电子产品无疑成为时髦品。
不过，电子产品毕竟是“小生意”，他又把目光瞄向了美国市场，在销售了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之后，“爱卡”打出了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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