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总了过去20多年来其他学者以及我本人关于土地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将这些观点汇总并系统化可以表明不同观点间相互关联的方式，从而描绘土地市场的运作方式。<br>我自己的思想是在很长时期内形成的。在早期的博士论文（Evans，1973）中，我以“城市区位理论”为主题强调了土地的需求方面，但忽视了土地的供给，实际上当时也不存在关于土地供给的理论。我第一次尝试使用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修正这种缺陷（Evans，1975），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由于我当时在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及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课程，我可以接触大量比较激进的同事及学生，并与他们进行辩论。这种激进观点认为，业主及土地所有者可以并确实开发了他们的土地。我们不得不承认，将激进主义的观点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非常有意义。因此，从新古典主义及其对立面——激进主义来看，这两种观点的综合是对二者的改进。因此，我非常感谢以前的同事迈克尔·鲍尔（Michael Ball）、亚历克斯·卡塔兰诺（Alex Catalano）、多琳·麦斯（Doreen Massey）以及很多学生，因为他们的辩论形成了本书中所提到的很多观点，这些观点之前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上（Evans，1983，1995，2000a，2000b），还有一些发表在《土地经济学》（Land Economics）（Evans，1991）和《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上（Evans,1992）。<br>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市场的经济理论，为了支持和提出观点,本书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实证研究者的土地市场运行研究，本书不可能成稿，因此，我尤其要感谢古德柴尔德和穆顿（Goodchild & Munton，1985）、布拉姆利（Bramley，1993a，b）、亚当斯（Adams，1994，2001）以及基沃（Kivell，1993）。<br>本书的准备时间非常充足，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书中的错误很少。雷丁大学不动产及规划系（以前的土地管理系）的学生们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很多修正，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在我第一次以本书为基础授课时，很多观点在课堂上已经得以阐述，只是没有以任何形式发表。也许这加深了人们的印象，但是学生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又迫使我对这些内容进行简化、增加或者重新思考。一些学生对书中所涉及的例子和内容的展开提出了建议，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br>在课程讲授期间，我被授予“纽芬兰社会科学研究奖”，这使得我可以继续对书中的观点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我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论文，因此我非常感谢该奖项对我的信任。而且，通过讨论和批评，一些同事还提供了帮助。需要感谢的人非常多，我在这里重点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保罗·切希尔（Paul Cheshire）、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大学的林子钦（Lin TzuChin）、阿伯丁大学的杰夫·基奥（Geoff Keogh）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迈克斯·纽兹（Max Neutze）以及我在雷丁大学的同事马克·安德鲁（Mark Andrew）、格雷厄姆·克兰普顿（Graham Crampton）、埃蒙·达西（amonn D Arcy）、亚历山大·法詹（Alessandra Faggian）、菲尔·麦卡恩（Phil McCann）、杰夫·米恩（Geoff Meen）和迈克·斯特布勒（Mike Stabler）。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