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加大的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随着男女工资差距的拉大,女性会比男性对增大教育投资更有积极性。
虽然静态的劳动供给模型中,教育是外生的。但是动态的劳动供给模型中,教育和劳动参与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不光教育程度可以影响劳动供给决策,教育决策的做出也是建立在对未来劳动供给的预测上的。特别是就年轻女性而言,由于她们考虑的不光是当期的分工收益,还要考虑生命周期内的预期收益。从这一角度来看,教育是生命周期内劳动供给最优决策的一个内生变量。如果预期未来更大的劳动归属,那么加大教育投资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反过来,假设在一个性别歧视极端严重的劳动力市场上,女性所能获得的工资相当低,绝大多数家庭遵循传统的方式进行分工,女性就会预期未来较低的劳动归属,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想象女性还会有足够的动力来追求高等教育。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就业形式日益恶化。共同偏好基础上的动态劳动供给模型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此时女性反而会更加追求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简化的教育内生的家庭动态合作博弈模型
《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简化了MiriamBeblo(2000)提出的家庭动态合作博弈模型,来说明在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性作用后,选择暂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将成为转型期问女性理性的行为。
个人的劳动供给和相关决策过程被简化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家庭成立之前,这时男女独立地对各自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时间在教育投资(K)和闲暇(L)之间进行分配;第二阶段为家庭阶段,时间被配置于市场劳动(M)、家庭劳动(H)和闲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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