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贵族》一书写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这场大萧条始于1929年，到1933年国家经济跌到了最低谷。那时，大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各个行业中的首领和大亨已部分辞世。我们不断地追问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怎样陷入如此境地的？在20世纪20年代，我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也对詹姆斯·沃森·格拉德（James W. Gerard）①所著的《谁在统治美国》（Men Who Rule America）一书中的种种事件有所了解。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1929年后，我为一本著名的讽刺杂志做过一些传记研究。但是，从美国金融史的文献中以及相关专家那里我收集到很多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产生了某种印象：这些20世纪的金融家只是他们强大前辈们蹩脚的徒子徒孙。他们的前辈，也就是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经济巨头们，赋予了那个时代一个特别的特征。这个特征被马克·吐温（Mark Twain）形象地称之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因此，我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写一写早期资本家们的历史，这些人曾经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刻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我写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他们的生活、行为举止和道德，也是想写出他们发家致富的过程。
①詹姆斯·沃森·格拉德，美国律师和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德大使。
在1933年的那个时期，当货币本身正在消失时（所有的银行都短暂地关闭了一段时间），似乎整个金融行业都有可能消失，或将被改革得面目全非。这些可怕的牛市和熊市还会不会如同被当局调查的金融界的大佬一样，不停在市场中出现呢？当时，那些贵族派头极大，他们拥有私人的“宫殿包厢”（豪华的火车包厢），他们拥有仿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城堡，而且他们还拥有被J.P.摩根（J.P.Morgan）戏谑性地命名为“海盗号”的舒适游艇。那些获得铁路修建经营权的“皇帝”，那些钢铁或猪肉的垄断商，组成了一些王朝式的家族。①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曾经将这些家族比作英国封建时期的旧公爵家族。内战②后不断扩张的美国曾是那些海盗式资本家们的天堂。这些资本家不受约束，也无须纳税。他们总是主张市场无须监管，他们认为在使自己变得富裕的同时，也正在“建设这个国家”，给全体人民创造财富。正如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③所观察的一样，当时的美国人根本无心构建什么文明的艺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建设，建设一个半杯空④的大陆。他们要在这块大陆上铺满铁路网，要在这里建造生产新能源的重工业工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25年内完成的。这期间充斥着丑闻，建设活动也毫无计划。这一切只是在一小群暴发户的领导下完成的。这些暴发户都是些富有冲劲、锐意进取之辈，他们相信自己才是“适者生存”的那种人。
②也称“南北战争”，发生于1851—1856年间。
③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④主要是指经济与政治关系不协调，经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治改革方面却是相对滞后。
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个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之路的故事，而这正是普通公民、国会议员以及总统们所反对的——看来似乎只是徒然。然而，这些工业巨头，用他们同时代人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进步的代理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原有的以农业商品为主的社会迅速地转变成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我试图公正地描述出他们最无情的行为、阴谋以及掠夺行径，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商业伦理的指导。但是，我也谈到了他们的建设性美德，而且力图将他们描述成生活在那个年代中的普通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联邦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介入手段，这些手段不仅仅是为了给人类谋福利，也是为了监管和控制这些资本巨头。因为这些巨头们过度的、恶性的领导，引发了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在那个时期，批判文学随之兴起（本书可能也会被当作一个例证），这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背景材料。但是近年来，一群学院派历史学家却组成了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反对20世纪30年代的批判精神。这些历史学家并不赞同19世纪的“钱袋寡头”可能是受到古代“峭壁贵族”所受到的相同动机的激励。这些“峭壁贵族”通过使用武力，而不是采用公司合并的方式，垄断了商品流通需要经过的山头或山路。对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这些老式资本家“并不是强盗贵族，而是物质进步的建筑师”，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我们国家的“拯救者”。他们提议重写部分美国历史，使那些老式资本家的形象如同古董家具的珍贵部件一样，得到重新装饰和保存。重新书写历史一事，可能会与当时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潮流一致。但这却令我不安地想起那些集权国家才会采用的宣传手法，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出现的“真相工厂”。 尽管在我们这个福利国家，人们面临着沉重的税收负担，但还是有一大批旧式的家族资本家延续到了第三代，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荣。随后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哈里曼家族（Harrimans）、梅隆家族（Mellons）、惠特尼家族（Whitneys）以及福特（Fords）家族，比起他们的祖先，愈加成了公众的精神依托。在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以及冷战的半个世纪里，伴随着通胀与繁荣，这些家族所积累的财富数以十亿美元计，而不再是过去的仅仅以百万美元计。而某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他们庞大的家族财富是我们民主美国图景的永恒象征。这些财富的创始人经常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充满了戏剧性。但是，美国人民并不爱戴他们，美国人民怨恨他们。因为那些堪萨斯州奋起反抗的农民，在1880年反垄断战争的小册子中，第一次将那些铁路系统的主人称作“强盗贵族”（而这种称谓不是我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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