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力博士的《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一书，是他辛勤思考和耕耘的结晶，是一部多有创新的力作。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基础性研究，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成果累累，新见迭出。但不能不指出，这项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影响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情报和信息对于现代化的作用就是其中之一。《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采用翔实史料，从情报收集、传导、利用等方面，揭示了日本政府主导的情报工作在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和侵略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比较了晚清政府情报工作的严重落后。在分析了大量史料后作者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在中日军事、经济对抗中失利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较少，因此它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中日关系，乃至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整体研究，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说其弥补了上述研究中的空白，似不为过。《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值得重视之处是，不仅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清晰说明了情报工作对于中日现代化的重要，且进一步深入思考：为何情报工作在中日两国有完全不同的境遇，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他从中日两国情报系统的产生过程、传导机制、政府与民间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着手，总结出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官民一体”海外经济情报网络，是日本情报工作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情报工作研究范围，引发了人们去思考符合国情的“政府与民间关系”对中日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和文献发掘工作也有贡献。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后至20世纪中期，对中国进行了极其详尽深入的调查，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对华情报资料。但国内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多集中在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对华调查方面，对日本政府方面的调查却甚为罕见，而政府资料内容之丰富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本书详细介绍了明治至抗日战争前日本政府对华情报的内容概况和来源，这些珍贵史料信息的提供，对国内学者进一步深入中国近代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中日经济关系史有重要意义。在日本对华侵略的研究方面，本书亦有重要创新之点。以往我国学术界多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行动及后果方面分析日本的侵略行径，本书则：一，从情报收集和情报战的角度提供实证，说明日本如何在航运、矿业等方面极力收集相关情报，摸清中国实情，从而为打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翔实史料证明了，没有情报，日本的侵略行动难以奏效。二，国际市场竞争日胜中败，情报是先行。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略是主线，但还有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中双方的激烈竞争。至19世纪中叶，虽然有重要区别，但日本和中国都属于农业国。在丝、茶生产方面中国领先日本。然而，在坚定地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战略下，日本通过周密的情报工作，摸清了中国丝、茶等行业的生产、流通和贸易详情，并开始了一个学习中国，改进本国产业，继而向外输出产品的过程，并最终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和战胜了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中日关系史提供了新视野，难能可贵。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除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外，尤注意学习运用“经济情报史学”的视角方法，充分挖掘和利用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并突破我国学术界以往只用这些资料为中国研究服务的局限，将其还原为日本的情报活动，从而为全书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无疑，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无止境的，本书也存在若干不足。据我看，在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扩张的实证分析方面，本书尚可在范围和内容上加以强化；书末第十二章第二节“近代中日国家情报制度差异的原因分析”的内容也有深化的空间。不过，要求在一本书中讲清所有问题，本身就不科学，也期待着今后王力能够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作者要我作序，作为王力的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我难辞其请，只好勉强为之。
林刚2012年10月谨序
后记
呈献给大家的这本书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修订而成的。虽然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完成于博士后研究期间，但是对该课题的关注和思考是开始于我在攻读博士课程时期。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次赴国会图书馆、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大阪府立图书馆、大阪大学、关西大学等附属图书馆查阅研究资料，看到日本各大公立、私立图书馆中收藏有大量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包括驻华日本领事馆、农商务省、商业（商工）会议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以及众多“兴亚”团体。这些资料确实给当时的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出，相信也是初入日本各大图书馆的每一位中国人会产生的第一反应。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民国元老戴季陶先生的名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真正体会到“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甚于中国人”。此后，每一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时都会有意外的收获，我逐渐对这些资料产生了几点非常朴素的疑问：近代日本究竟有哪些机构实施过对华调查？又产生过多少调查成果？日本的近代崛起是否得益于这些调查呢？这些调查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过什么影响？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密密麻麻的书架前。由于能力所限，读博期间我选择了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部门————驻华日本领事馆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希望以该部门为突破口对日本政府部门对华经济调查状况有个初步了解。日本领事贸易报告从1881年至1943年前后持续了63年，领事馆遍布中国主要开港城市，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博士研究从日本领事贸易报告的中国部分入手，完成了《近代驻华日本领事贸易报告研究》的博士论文。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随着对日本领事贸易报告资料研读的不断深入和受到日本经济史学界“情报经济史学”理论的影响，我对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逐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一方面，这些调查资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这些调查资料在当时事实上是重要的“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在日本国内经过多个部门传递和交换，为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华经济扩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史料的角度来利用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但从经济情报的视角来探讨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从经济情报的视角对近代日本政府对华经济调查资料作全新的解读和利用。
回国以后，我选择了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优良传统和雄厚实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研期间申报的课题“日本对华经济调查、情报传递以及绩效的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3批一等资助，“国家情报体系对中日现代化影响的比较研究”获得首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不仅为我的研究助一臂之力，同时也证明了我研究的价值。
此外，两段经历也在不同程度上开拓了我的视野，促进了我的研究，并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
读博期间，有幸成为日本国际米山奖学生，具体照顾我的是以大阪府茨木商工会议所为母体的茨木东ROTARY俱乐部，受邀参加每周例会。这为我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不仅让我与当地工商界人士有着广泛交流，同时也让我对本书中也有专章论述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这一重要经济组织的部门结构、会员组成、运作方式，以及商工会议所在海外情报收集、交换方面的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2010年5月，我随省政府人员赴日本调研中小企业发展，希望为省内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由于中日经济发展的时间差，因此，此次调研对我来说是一次受益匪浅的经济史之旅。先后走访了产经省中小企业厅、日本海外贸易振兴机构、中小企业综合研究机构、东京都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大阪商工会议所，以及工业技术研究所、中小企业中央会、信用保证协会等，以及众多中小企业，通过对这些部门的实地访谈和接触，让我真正理解为了推动中小企业向外发展和商品输出，日本政府部门、中间组织和企业是如何在“情报”方面相互协作，鼎立支持的。这与我在书中的研究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最后，在这里我想要感谢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各位学界前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林刚研究员。林老师严谨的治学、朴实的作风、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在出站报告后期写作阶段，林老师不厌其烦，反复帮我整理思路、商讨修改意见、提供资料线索，经常围绕一个问题长时间的通电话，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同时，我还要感谢刘兰兮研究员、封越健研究员，他们始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最大的关心和帮助。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史志宏、魏明孔、徐建生、徐卫国、高超群、袁为鹏、苏金花、纪辛、王小嘉等研究员，都在学业上给了我诸多无私的教诲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非常关心我的研究，对我的博士后报告提出了较多修改建议，在此深表谢意！北京大学萧国亮教授作为我的博士后人员出站报告评审会主席，对我的研究报告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提出了中肯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还要感谢我在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硕士课程学习阶段的导师王勇教授，以及王宝平教授，我在日本关西大学博士课程学习阶段的导师松浦章教授，他们一直关心和支持着我的成长，为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