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管理与决策、统治与支配联系在一起,而没有真正认识到管理的核心是统筹协调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效率。小到实验室仪器的配置、购买、摆放,中到项目设计、人员选择、任务分派,大到单位事务的管理协调,都需要管理学知识。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思想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有交往就要有协调、有管理,所以管理知识是当今社会必备的知识内容。
四、应用社会科学知识
时下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有一种片面性,即把科学只作狭义的理解,只指自然科学技术,而“兴国”也仅仅理解为经济的振兴。实际上,科技不只是自然科学技术,“兴国”也不只是“兴经济”,它必然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振兴,仅仅靠自然科学技术就能兴国的理解,必然带有唯科学倾向。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行不通,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从历史上说,近现代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振兴立志科技兴国,无不怅怅而终。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在苦难中寻求生路的探索史、奋斗史。在这条曲折艰苦的道路上,有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仁人志士,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奋斗过,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归于破灭和失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不仅救不了国,甚至连科学自身也救不了。
从现实来看,对科技的狭义理解必将造成教育的片面化,即教育上的唯科学倾向,时下教育界存在的重科轻文、重知轻德,以至于道德水准下降、人文精神失落、价值观念失当现象,与这种狭义理解不无关联。以纯粹的技术主义立场看待知识经济,很容易把科学方法不加思考地推广到科学以外的领域,很容易把科学方法推广为人生与世界的普遍原则,以至于把某种“科学方法”扩展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绳,走向另一极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的“征服”引发的自然界的“报复”也更为猛烈地表现出来,造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酷的事实使得人们用科学理性征服自然的信念破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理性的作用,思考科学理性的合理限度,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人类不能只靠技术生活”。科学技术的发达必然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经济能力,但是这种发达并不必然提高社会的质量。美国战略学家罗勃特·布朗写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该书最后一章恰恰是“价值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关键”,他认定价值观念不仅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重点,而且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目前克隆技术、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等,都把科技发展的道德和价值问题尖锐地提到人类的面前,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和选择。此时,呼唤人文精神、重构社会价值体系成为人们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所以,我们不主张社会科学都一律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纯粹的数理统计取代价值分析,而是说,既然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是人类生活中必然的追求,而社会科学也正是在这些方面有其特定的价值。如果社会科学不再漠视社会现实问题,而能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研究中有所作为,能引导人们走出急躁、暴富心态,克服极端功利主义、物欲主义倾向,那么社会科学的力量就会显现。
只有引导职工学习并掌握以上四类科学知识,才能使职工不仅适应21世纪的知识经济,而且使他们更具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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