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2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而言,美国1959-2007年的公司储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更重要的是,Chow检验表明,公司储蓄的趋势在1980年前后两个时期是明显不一样的。通过在子区间分别回归,我们看到,1959~1980年间,时间项的系数尽管是负的但是并不显著,这表明美国的公司积累水平在1980年之前表现的比较平稳。然而在金融化开始的1980年之后,公司积累确实存在明显的下降。上述分析验证了我们从图表中得到的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金融化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种积累决策的协调机制被削弱。而伴随这种变化,美国的公司积累水平发生了显著的下降。因此,假说2成立,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于公司的积累是重要的。
以上实证说明,资本积累的确与经济组织形式密切相关。那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何种形式的经济组织最能保障其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水平呢?
(3)国有企业与资本积累。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资本积累需要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提高资本积累的量,使其达到能够保障其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水平;一是如何使得资本积累效率更高,即如何使资本规模增加的同时获得技术进步。格申克龙发现,越落后的国家,积累的制度性因素也就越重要,这些制度因素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资本供给,并集中于大规模投资的资本品部门。因此,非组织化的自发市场力量在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的工业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中等落后国家”,如德国,“投资银行”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在“极度落后”的国家,如俄国,发挥主要作用的则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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