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强调发展一套官僚体系的策略，这个体系能够认知和执行“强政府（当局）”（即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当局））决策的功能，并能够就长期规划做出值得信赖的承诺。这个策略主要是根据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它需要一批有能力的、高薪的行政人员，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压力，获得授权以推动经济发展规划，进而促成最大的产出和就业（Campos and Root，1996； Root，1996；Ohno，1998）。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独立性有特殊的含义：这些与体制紧密结合的官僚人员，不太可能迁就那些往往是近视的政治需求，而偏离对长远目标的追求（Evans，1995）。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工商界保持距离。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相当重视行政人员和工商界的互动，如各种委员会的讨论，以形成当地优先发展的领域，交换各种市场信息，提供网络的功能和协作等。但是，世界银行研究探讨的范围超出协调和信息交流，它强调官僚在挑起工商团体之间进行“斗争”以保证市场竞争不至于弱化方面的积极作用（Stiglitz，1996）。商界人士与政府官僚会面，以了解发展战略，并尽可能地协调他们的行为。这并不妨碍企业之间的互相竞争。相反，东亚政府巧妙地利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防止国内竞争的弱化。
第三，东亚政府采用积极参与政策，加速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工业产出中出口的比重。外向型发展与汇率政策，是它们维持外部平衡、形成可加速GDP增长的外部需求、迫使生产者吸收技术以及在竞争中生存的主要工具。在工业化的努力过程中，东亚政府选择性地使用关税保护和出口鼓励，其措施从道义劝喻到政府补贴以及温和的金融压制，以帮助它们的产业以更低成本竞争。世界银行的研究注意到这些措施是被小心地采用的，在向其他国家推荐时也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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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乔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