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者来说，李约瑟、格雷汉姆（A.C.Graham）、怀特等西方技术史家已经表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取得如中国那样的技术优势，并以大量史料证明来自中国的许多伟大发明（如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等）；就后者来说，如果不能从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技术天赋或能力所处的西方文化本身的动力要素解释非西方文明，那就需要承认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可选择技术方式，包括中国技术方式。对于今天发展的中国来说，中国人虽然要从西方技术发展中汲取营养，但并不由此表明自身缺乏技术创新的文化根源，所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就是要赋予技术强国理念以历史感和时代感，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富有技术发明创造活力的社会，并在诸多技术领域超越其他文明。
第二，自主创新设想直接孕育于“科教兴国”的路径选择。技术强国理念无疑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中：毛泽东在革命话语中以科学技术现代化表达了消灭“三大差别”的现代民族国家富强目标，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包括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斗争等途径；邓小平则是在改革话语中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质主义叙事强化经济建设的国家发展中心地位，试图通过技术发展将中国纳入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其政策范围包括科技是关键、教育为基础等。但这种技术强国理念，通过“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意识形态过渡，直到1995年才以“科教兴国”战略获得明确表达。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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