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了第二轮热潮的主调。
与第一轮热潮不同的是，此轮热潮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作用，政府的推动，专家的呼吁，是一种“三管齐下”的新格局。
显然，政府的态度在此期间有了较大的转变。就拿上海来说，一个明显的战略取向就是把上海放在长三角的大背景中去思考和定位。此间，上海提出的“三个根本性转变”，可以称得上突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盘局”的破冰之举。这就是：经济发展由“留”向“流”转变，使上海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五流并取”的中心；城市建设由内向外转变，上海提出了市区与郊区有不同的分工，市区体现上海的繁华，郊区体现上海的实力，因此，在上海市的城市改造中，原来市区的一大批企业搬到了郊区；人才政策由“刚性”向“柔性”转变，改变户籍制度，形成一种新的人才流动的机制。其后，当中央提出上海要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时，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由此明确，谁主谁辅一目了然，争“老大”的问题也由此解决。
同样能说明政府态度有了较大转变的是，在1999年底上海制定“十五”规划时，以政府的名义向社会公开的20个招标课题，其中有一个破天荒的课题就是由政府列题来研究“上海与长三角都市经济圈联动发展战略”。之后，由苏浙沪三家政府机构联合申报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是“21世纪初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联动”反映了上海急欲向外扩张的心思。
在这种城市发展向外扩张或向外定位的思路下，上海要跳出6300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依托长三角近10万平方公里的更大范围来考虑上海的未来发展的雄心，开始萌动。也就是说，上海的发展不光是上海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带动整个长三角联动发展，使其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为核心城市的5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6大城市群。上海若要完成这个雄心，拥有长三角腹地是一个大前提。同样，长三角内的其他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的“核动力”，苏锡常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想必长三角区内15个城市都知晓个中的利害，但一谈起合作，就陷入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囚徒困境”。现在的情形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壁垒，使得区域内政府的行政博弈变得极其复杂。徐长乐说，诸侯经济看似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有关，地方政府要政绩，就得拿出GDP，拿出引资额和就业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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