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争取平稳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
刘世锦
一、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刘世锦等，2013）一书研究成果的延续，是我们所开展的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系列研究的第二辑。
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未来十年（2014-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去年出版的本项系列研究的第一辑，对2013-2022年的增长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本年度的研究则对2013年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系统梳理这一年所观察到的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据此调整了中长期预测结果，并将其滚动更新至2023年。2013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从更多方面得到验证。基于此，与去年的研究结果相比，我们相应调整了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其中，2014年经济增长率由上年预测的81%下调到75%，2015年由78%下调到73%，2020年由67%下调到63%。与此同时，经济结构预测也进行了调整，提高了服务业的比重。其中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上年预测的462%上调到467%，2015年由469%上调到475%，2020年由52%上调到53%。当然，任何中长期预测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偏差，我们力求争取的是把握增长趋势及其背后的规律性，并对这些规律性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将继续密切跟踪经济运行实况，适时作出新的判断并对展望结果加以调整。
给出2014-2023年增长前景展望之后，本书各章对2014年的短期形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着重围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的主题，进行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这是本书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重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涉及到供给、需求、产业、区域和城市、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有关的改革问题纷繁复杂。我们并未试图在一本书中对这些问题展开详尽分析，而是选择性地围绕若干重点展开研究。今后我们将对有关改革议题开展针对性强、更有深度的分析。参见刘世锦等（2013）和本书第一章。
下面围绕通过深化改革使中国经济较快转入增长新常态的若干重要问题，进一步介绍本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呈现积极变化
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不乏波动。年中经济增速曾一度出现下滑，通过明确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和采取稳投资的政策措施，增长出现回稳态势，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7%（国家统计局，2014）在国际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增长成绩实属不易。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和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
首先，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经济结构，改变这种结构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大的变动趋势已经呈现；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国家统计局，2014）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这一调整已不能主要归因于外需变化，而更多地要由随着汇率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来解释。参见本书第五章和第九章。与经济结构的上述调整相对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减缓，事实上，2012年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参见本书第六和第十章。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升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左右已经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开始浮出水面：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这样一种新结构与增长速度放缓是适应或自恰的。如果指望一个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依然能够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在经济总量和结构的逻辑关系中是无法得到支持的（刘世锦等，2011）。
其次，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态势。参见本书第十四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起步，当进入经济阶段转换期后，这些地区增长速度合乎逻辑地率先回落。近年来东部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部分地区增长率已经降到7%左右。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过程加快，部分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企业亏损面下降企业亏损面是指规模以上工业当中亏损企业家数所占的比重。，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改善。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在较低增速区间趋稳，意义不应低估。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规模占到全国的大头，这些地区稳住了，中国经济大局基本上也稳住了。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增长走稳，或许预示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在一个时期后也将逐步走稳。
第三，在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参见本书第一和第六章。这与以往增长速度回落，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增长下滑时明显不同。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略高于1，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就业总量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引起更多关注。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总体的就业压力仍有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十一章。以往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或低于10%时，企业亏损情况会比较严重，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以上，如1997至2000年。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维持在08%左右，既低于1997年以来14%左右的历史均值，也略低于2003以来快速增长时期09%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包括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有色等在内的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在内传统优势产业销售利润基本稳定；而包括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在内的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伴随着结构调整和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正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GDP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相适应的运营机制。
第五，社会各方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较为理性、符合实际的预期。参见本书第一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10月份的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正常增长率为72%，5年后会继续下降。针对“未来2年内，经济增速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刺激”这一问题，814%的企业认为“7%以下”。其中，认为“6%以下政府才应该出手刺激”的企业占到344%。企业普遍反映，当前政府宏观政策总体是适度的，从稳定企业经营和预期的角度，希望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面对新的宏观环境，企业主动转型、加强创新的意愿明显增强。2013年，多个省份的地方生产总值实际增速低于预期，这在以前是基本不会出现的。除了少数省份外，大多数省份调低了2014年和“十二五”时期总体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并更多地强调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重要变化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2013年年中曾一度出现增长下滑压力加大的局面，宏观决策者并未简单推出货币财政刺激措施，而是采取了稳预期、抓改革、促转型的综合对策。从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动管理预期。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预期管理。当宏观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处在上升时期，预期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防止过热，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往往低于实际增长率。而当经济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这时一方面要防止原有的高增长冲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过度悲观预期，使增长速度短期内大幅下滑。预期管理的要点是给出这一时期增长的合理区间，特别是给出增长率的下限，从而引导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去年宏观调控中提出的增长合理区间，是预期管理的有益尝试，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获取新的增长动力。与以往高速增长稳定期不同，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原有的增长动力快速减退，而新的增长动力短期内接不上来，从而导致经济的大幅下滑或大起大落。日本、韩国在这一时期就曾出现过类似情景。此时极易采取的措施，就是试图以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然而，宏观政策通常在潜在增长率既定条件下对减缓短期波动较为有效，而无助于中长期意义上的增长动力转换。推动这种转换必须依靠通常说的“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有远见且针对性强的改革措施，形成能够激发新增长动力的体制和政策条件。当然，这并不是说宏观政策不再有意义，当增长速度明显偏离潜在增长率时，采取适宜的刺激措施仍是必要的。
三、可预期、可争取的经济增长新常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刘世锦等，2011）。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对近一个时期的增长回升，我们的判断还是由存货调整、预期改善而引起的一个比较弱的短期回升，不一定稳得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如果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财政收入将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加剧，企业也将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增加就业，反而可能减少工作岗位，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以往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即当经济增长速度高时盈利状况好，速度降低后盈利水平下降。主要原因是，增长加快时经济规模相应扩大，产能利用率提高，能够有效分享规模经济收益，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而当增长放缓后，这些优势将会减弱。根据有关研究，如果原有的盈利模式不变，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时，企业盈亏比（亏损额与盈利额之比）会超过40%。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企业可能出现亏损。而美国企业在经济增长率2-3%，日本企业在增长率1%或零增长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盈利。所以，我们讲“企业可盈利”，就是要随着增长速度放缓而实现企业盈利模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保持稳定盈利。实现这一转换涉及到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关键要素，如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管理方式的创新以至商业模式的改变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产业乃至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模式转换能否成功。
四、增长放缓的动因与挑战
增长速度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etal，1986）在研究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后指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他还提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工业化和收入水平增长有着很高的相关关系”。从整个工业化历史进程看，工业比重上升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从需求的角度看，高投资则是高增长的主要源泉。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消费的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说占一个较小的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而在投资总额中，过去五年平均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约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则在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全部投资80%以上的变化。而制造业投资的变化，较大部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以及出口产业的带动。所以，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而高投资很大程度上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根据课题组的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呈逐步下降态势，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大体维持稳定。参见本书第三章。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增幅有限。据预测，今后十年铁路营运里程数、公路营运里程数、每百人手机拥有量、每百人电话主线拥有量年均增长率将分别为234%、145%、155%、363%。借鉴可比较的国际经验，如果通过改革形成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预计2023年东中西部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分别为17万亿元、11万亿元和10万亿元左右，年均增幅分别为625%、829%和598%。尽管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空间，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了。
房地产投资增速变化则更为明显。以占到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住宅投资为例，据课题组预测，2014-2023年期间，城镇住宅存量预计净增108亿平方米，住宅套数净增约1亿套。如果再考虑到综合折旧以及城镇扩围所导致的住宅存量增加，今后十年期间总共还需要建设125亿套住房。届时城镇居民的住宅条件将明显改善，住宅总量约为34亿套，户均接近105套，按家庭户口径计算，户均套数则超过11套，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住房户均水平。再根据住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我国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推算出未来十年住房需求沿时间轴的分布，年度住房需求的峰值大致在1200-1300万套之间。相应地，住宅投资也逐步接近历史峰值。2013年，城镇住宅施工面积大致在48亿平米左右，折合4600万套。根据历年住宅新开工、施工以及竣工面积之间的关系推算，2014-2023年期间，新开工住宅套数年均值可能不超过1000万套。按此节奏，预计住房新开工量峰值将在2015年之前到来，而住房施工和竣工的高峰可能稍微靠后。2014-2023年期间住宅投资总体增速较过去将有明显下降。在“十二五”的最后两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房投资实际增速预计将降至10%以下；而在“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房投资的实际增速很有可能低于5%。参见本书第二章。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由于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而下降，与此同时，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回落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已经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展现出来。由此可以引出一个简单推论，即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增长速度回落的幅度，将直接取决于投资增速的下降幅度和新增长领域的成长速度。从需求角度看，当投资增长放缓后，投资比重将会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如果以为这一变化是消费增长加速所引起的，那将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它是投资增速减缓的副产品。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是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对改变和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的结果。此外，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当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占到更大份额，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时，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则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会遇到三方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参见本书第一、十三和十五章。尽管人们经常批评高增长过程中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就有化解或推后风险的特性。比如，一条十年前建造的高速公路，或许在建造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建成之后满足了快速增长的运输需求，而且包括征地、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建造成本比现在要低得多，回头看总体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投资项目。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原来可以化解、推后的风险就会显露。例如，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或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支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审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当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比例高达37%，部分省会城市甚至超过了50%（国家审计署，2013a和2013b）。当高增长难以为继时，土地出让收入增幅将会明显下降，甚至逐步减少，从而政府偿债压力加大，已有贷款的质量受到影响，部分还可能成为呆坏账。与此同时，土地作为抵押品的吸引力也会降低，举借新债支持后续投资的难度增加，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参见本书第十二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起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美国、日本、欧盟15国分别为147、117、1，而中国为204。从1980年到2012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864%，服务业为563%。另一方面，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以及出口型企业与非出口型企业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配置扭曲。在那些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非贸易部门，扭曲状况尤为突出。如果这些扭曲得到纠正，中国各行业尤其是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提升还有很大空间。当经济增长更多依赖非贸易部门时，这个领域的效率改进已是当务之急。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支撑中国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持续增长，除了充分利用已有部门的增长潜力外，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新增长领域的拓展。这些领域既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问题、寻求新增长模式而引发的，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十六章、十七和十九章等。在未来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课题组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创新资源区域集中的趋向，促进了部分创新区域或创新城市的发展。参见本书第七章。随着与全球技术前沿距离的缩短，以往中国作为技术模仿者、追赶者的角色将逐步改变，而在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可能性则在增加。除了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需求空间也很可观。而这些方面进展都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五、以深化改革促进转入增长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把《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为了顺利推动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提出和实施正确的改革策略，安排好改革的重点和优先次序。
首先，注重改革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关联性，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同时注重关联配套和协调推进。下一步所要推出的重大改革，往往包含了一系列内部相互关联紧密的举措，必须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关联性改革的协调推进，防止改革措施的分散化、碎片化、随意性和顾此失彼。应将已经提出的大量改革措施归纳为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而在每个领域，重点、关联和优先顺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应加以识别并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其次，坚持底线思维，把改革进程置于风险总体可控的基础之上。改革总是或多或少会有风险，改革能否成功，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对相关收益和风险的权衡。对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要有足够估计，做好应对预案，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同时要争取尽可能好的改革成果，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可选择性和回旋余地。有一些改革措施本身就是直接防控和化解风险的，从而为其他改革创造条件，这类改革措施应当排在优先位置上。
第三，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把那些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在新一轮改革初期尤为重要。通过改革激发增长活力，有利于调节利益关系，增加共识，为后续改革的深化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增长效应也是检验改革措施合理性的基本尺度。如果一项改革措施无法最终显示对增长的积极作用，其合理性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按照这些原则，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比较准、条件大体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标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给出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在试点的基础上比较、选择，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从应对上面提到的增长阶段转换所面临的挑战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参见本书第一、十三和十五章。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试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当务之急是确立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时间表，推动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从而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按照节能、环保、安全等标准，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重组。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业出局，要由市场做出选择。在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等问题上，要坚持企业自主原则，防止政府搞“拉郎配”；要鼓励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防止地方保护。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为企业退出和重整创造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上，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开辟再就业门路、组织职业培训、为兼并重组提供必要金融支持等。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非贸易部门的低效率，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增加投资，使改革红利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得到体现。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从广东、浙江等地的情况看，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是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用地结构，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使用；参见本书第十和十八章。加快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加快流通领域的开放和改革，打破垄断、鼓励创新，把过高的物流成本降下来；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发展，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以落实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焕发活力提供更大空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继续推动“营改增”扩展到铁路运输业等领域。据课题组测算，“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大多数行业实际税负下降，服务业平均税负将会下降33％，从而有力地支持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尽管服务业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效率提升潜力大、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主要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汲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关键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特点，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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